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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服装女工邬霞最喜欢吊带裙。
《我的诗篇》是全球首部完全从诗歌的角度深入表现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也是中国首部借助互联网由大众合力完成的纪录电影。
影片的导演秦晓宇说，如果你被这些诗触动，你就会被这些诗背后的人生处境触动，你就会思考一些东西，甚至会一点点做出改变……
■ 莫兰
全北京城只有8家影院愿意排片，每天至多两场，放映时间只在非黄金时段——这已经是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这部荣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的电影顶着两个标签：全球首部完全从诗歌的角度深入表现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中国首部借助互联网由大众合力完成的纪录电影。这决定了它的低票房是毋庸置疑的。笔者观影的这一场，装着57个座位的小放映厅里，有54个是空着的。这正是坚硬现实的缩影：我国3.1亿产业工人中，有约2.3亿是农民工。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却最容易被忽视。
六个不同个体的人生切片
获得过国际华文诗歌奖的失业工人乌鸟鸟，曾是服装厂熨烫衣服的制衣女工邬霞，在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25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堕楼辞世的“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影片截取了六个以诗歌为矛对抗命运洪流的不同个体的人生切片，试图拼接起中国工人群体的一幅独特肖像。
农民+工人，意味着身份的撕裂。对于乡村，他们是陌生人；对于城市，他们是过客。在二者之间摆渡，没有归宿。乡村与祖屋，流水线与巷道，哪一处可以安放他们的命运？
离家七年，吉克阿优第一次回到大凉山过彝年，却发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正改变他的家乡、他的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原本有50户人家的村庄，如今只剩下20户，都是老人和孩子。因为毕摩（祭司）越来越少，传统的祭祀仪式难以延续，就连为逝者缠头巾这样的事都只能提前亲为。“我的黑头巾自己缠好了，我死后可以直接戴上。”父亲坐在火塘边拭擦着在刀刻斧凿的皱纹间流淌的泪水，哑声说出的这句话，戳破了乡村片刻喧哗背后的真相。
14岁便随父母来到深圳打工的邬霞，经过19年的打拼，虽然拥有了居住证，却始终不属于这座城市。她带着两个孩子，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5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工资微薄。父亲突发中风，后又诊断出肝囊肿、肾囊肿、轻度老年痴呆以及重度抑郁症，为不拖累家人曾数次轻生。邬霞最喜欢吊带裙，有一柜子破旧廉价却视为珍宝的吊带裙。尽管她每天只能穿着宽大、毫无腰身的蓝色工服，只有三更半夜才能穿着裙子躲进工厂卫生间，边转圈边把窗户当做镜子照，但还是痴迷不改。
会写诗的叉车工乌鸟鸟只身来到大城市重新寻找工作，在招聘现场一次次努力，却一次次被拒绝。因为诗歌，他被人嘲笑，笼罩他的是强烈的迷失。
干了16年爆破工的陈年喜，得知母亲罹患癌症，他写下：“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但他没有回家服侍尽孝，而是选择待在大山中继续为金矿主爆破，继续挣钱，寄钱回家。
21个兄弟被矿难掩埋在井底的矿工老井，每天钻进“地心深处狭长、弯曲，幽闭的庙宇”，时刻担心瓦斯这个“无色、无味、无情”的“煤层、石缝间的老灵魂”的威胁，庆幸“又度过幽深而平淡的地心一日；马上可以痛饮阳光了”。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逝。
“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地度过《车间青春》的工人许立志，每天加班11个小时，“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繁重不堪的劳动，极度的精神压抑，他最终选择了从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年仅24岁的生命。
梳理他们的故事，贫穷困苦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挤压着他们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
式微而边缘化的诗歌
作家二月河曾说过：“在生活的最底层，无论往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然而，在这个阶层板结愈发严重的时代，正如某一部科幻小说所写，世界分成三层，你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突破所在的那一层。为了抗争，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
这是一个沉重的隐喻。当“文艺青年”一词变成了嘲讽人的剑戟，这群处于社会边缘、缺少话语权的人，用来对抗这个时代和命运的武器，是同样式微而边缘化的文学——诗歌。曾经属于庙堂的那一柄苍白软剑，被弃于草莽，沾满铁锈、油污、血垢、煤渣的大手将它捡起攥紧，重新磨铸，化作凛冽凄厉的长矛，刺破长空。混合了血、骨头和铁锤打锻造的诗行，字字都能把心口砸出大洞。
吉克阿优的疼痛说穿了背井离乡的孤苦无着：“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陈年喜咬碎牙齿和血吞的坚强撼动人心：“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摩挲着17年前新婚之夜的枕巾，这个粗豪的汉子温柔地念起了当初写给新婚妻子的诗：“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把吊带裙熨烫妥帖的邬霞，“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为吊带裙的主人遥遥送上祝福：“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许立志的人生进入下一个轮回：“我像流水线一样辛苦的光阴，和最新款手机一起打包；贩卖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个轮回。”
可以说，诗歌对他们而言，是“苦中一点甜”的糖莲子，就像影片中老井下矿时身后无穷的黑洞中那一星越来越远的亮光，微弱，却是希望。他们用诗歌锤打坚硬的现实，拷问粗砺的生活，凿开裂缝，安放身心——正契合片中许立志桌上那本书名《生如蚁，美如神》。
正如导演秦晓宇所说，一个好的社会，是各个阶级的人都能有对话。即便不能伸出援手，但至少不要嘲讽，多一些平视和尊重，哪怕只是听他们读完这些以血写就的“我们的诗”。
故事的最后，吉克阿优仍在充绒，同时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邬霞的大女儿即将入学，她要面对异地教育的昂贵学费；乌鸟鸟打算改行当杀猪匠；许立志的诗集通过众筹方式出版；陈年喜生了一场大病，刚完成颈椎手术；115位跪着讨薪的工人最终拿回了他们的血汗钱；老井的生活还像从前一样……而斯人已逝的许立志，骨灰由哥哥乘船撒入大海，陪着他的，是从前写的诗：“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影片用许立志的死亡和乌鸟鸟儿子的出生这一死一生的生命事件作为尾声，蕴含着深意，也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退 继续退/退到母亲的身体里/那里没有荣辱/那里没有贵贱/那里没有城乡/没有泪水/那里没有贫穷/那里没有富贵/相遇的都是亲人”片尾曲《退着回到故乡》里描绘的理想图景，会实现吗？
或许，希望在影片之外。
2015年8月，《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一书问世；从当年9月开始，在一年时间里，全国205个城市，先后有1349人为《我的诗篇》发起众筹观影，共完成1000场点映。最终，它于今年1月12日成为首部因为普通观众众筹推动而进入院线公映的非虚构电影。
正是众多人的努力，中国工人得以从幽暗处现身，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中站出来，讲出他们的血肉人生，被看见，被听到，被应和。
“如果你被这些诗触动，你就会被这些诗背后的人生处境触动，你就会被这一个个人的真实的生活困境所触动，你就会思考一些东西，甚至会一点点做一些改变，这个是有价值的。”导演秦晓宇这段话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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