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回眸：小思眼中的香港

□ 王驰

离开香港的前五天，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听了在香港的最后一次讲座。讲座是从9月初持续到10月底的“曲水回眸：小思眼中的香港”展览的配合内容。讲座的消息，是我在拜访小思时得知的。

当天的讲座分两场，连续进行。主题分别是“都付笑谈中？——小思的香港文学史探索”与“文学档案的‘有情’与‘无情’”。印象最深的，是听众的构成——约200人的听众中，有一半是穿着各式校服的中学生。一个跟娱乐丝毫不沾边、甚至有些偏门的学术主题讲座，能让许多中学生自始至终都在认真地听讲、做笔记，这一幕，令人难忘。

小思，原名卢玮銮，是香港著名学者、作家与教师。早年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与唐君毅。40多年来，她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搜寻、整理工作，为香港文学研究奠下雄厚基础；她创作、出版多部散文集，其中尤以记述自己小学、中学及大学老师精神风貌的《承教小记》最为脍炙人口，出版30多年来，仍在嘉惠香江学子。

她先后在中学、大学执教30余年，并荣获香港教育学院杰出教育家奖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模范教学奖。今年，小思以多方面的成就，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最高荣誉——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小思以一己之力，成就香港文学史研究领域一座无可争议的重镇。

2002年，小思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上退休后，将3万多册私人藏书捐赠予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根据她搜集的38000条香港文学及文化的原始资料建成的“香港文学档案”，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电子化，于2005年启用，读者可不受地域限制在互联网上查阅档案的索引。

按照内地流行的说法，说小思是今日香港的一张文化名片，绝不算夸张。基于对香港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也基于对香港学术文化现状的了解，小思反对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一说法。笔者在香港生活三年，也切身体会到，在文化上对香港采取俯视的态度，是种完全没有凭据的自大。以公共图书馆而言，香港人均10万人拥有一座，北京是80万人拥有一座。笔者常去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常常是人头攒动。最新的统计说，香港是世界上书店密度最大的城市。这一统计，与笔者在香港的日常体验相符，在我住处方圆500米的范围里，大大小小的书店竟不下15家。

事实上，小思存在的本身，就受惠于香港丰厚的文化土壤。她的那些堪称浩瀚的藏书、资料，大多来自于半个多世纪里的逛书店所得。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多年来，逛书店成了家常便饭。我在几年港居生活中陪先生常去的几家书店的店家都说，小思是多年常客。

小思的散文作品，是了解香港文化与社会极佳的一手读物。三年前，一到香港，我就开始阅读她的《承教小记》《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其文字干净、典雅，对香港社会的描写与观察多从细节与小角度切入，亲切而生动；她追忆香港师道的文字，尤其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多有令她深情缅怀的恩师，这岂止是小思之幸，也是香港之幸。

我发现，香港书市中，颇多回忆、赞颂老师的书。例如作家、浸会大学教授胡燕青就著有《我的老师》一书，也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把自己的老师深情而娓娓地讴歌了个遍，与小思的文字一道，从侧面印证香港师道之不坠。

小思还是一个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人。1971年，她到日本旅行，回到香港后，出版了《日影行》一书，记录自己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这本薄薄的小书，散发着浓烈的爱国之情。

书的开篇写道，去日本之前，听人说，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专而精，不由你不怕而不服。对此，小思很不以为然，认为研究中国不过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爱好，不见得有什么巨大影响。但到了日本，“当我踏入散布在商店区中间的任何一所书店时，就不禁触目惊心了，因为里面摆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书。在文学方面，屈原、杜甫等大家，自然有厚厚的讨论专书，而有些五四时代不大出名的作者，居然也在研究之列。其他什么中国风俗、地理、政治的分析作品，更多得数之不尽。”

她进而评论说：“人家那么热心了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件可喜的事，我们不了解人家，那就吃亏定了。”

书中，小思对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以及日本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的态度，充满愤懑之情。

不过，小思的日本经验有着复杂的面相。京都是她最喜欢的日本城市，因为那里的建筑保存着中国唐代的风貌。在一次访谈中她说，她到自己喜爱的京都时，心情会变得复杂。

家国情怀、香港情愫，文学与社会，这些元素，有机地构成小思精神世界的风景。她说，近年来，凡是青年人要见她，她都见。她乐于向青年人介绍香港的历史、香港与祖国的关系。

小思本人的行事方式，颇有古风。我们见她那天，是在她附近的一个精巧的小咖啡馆。她推荐了两种特别美味的面包、点心，并坚持由她付账，理由是我们即将离港，算她送行。却之不恭，我们只好从命。

77岁的小思，身材迷你，精神矍铄，笑容令人温暖。告别时，目送她瘦小的身形隐于街上的人流中，心头的敬意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