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我的两只“老虎”

□ 叶永烈

别以为动物园里才有老虎。整整15年，我与两只“老虎”朝夕相伴。

“老虎”之一是老虎窗。我在上海最初的住房，是弄堂里的平房，在人字形的屋顶之下，有一个小小的阁楼。我把阁楼作为卧室，而底下的小屋则成了客厅兼书房兼厨房兼餐厅。阁楼前低后高，从梯子上去，往里可以站着，往前则只能弯着腰。阁楼又闷又黑，所幸有一个老虎窗。上海“洋房”里的老虎窗很考究，像一个小房子那样突出在屋顶的斜坡之上，窗是直立的。我家的老虎窗则很简陋，无非是在铺着青瓦的屋顶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安上铁框，而铁框里装了一扇玻璃窗，晴天时可以用一根筷子撑起来，下雨时则取下筷子关窗。

对于阁楼而言，这扇老虎窗至关重要。我家朝南。清早，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就是透过老虎窗射进阁楼，顿时蓬荜生辉。清新的空气，也是从老虎窗源源不断吹进小楼。到了盛暑，干脆在老虎窗下方的地板上铺了席子，凉风习习，伴我安眠。

在上海，许多带阁楼的房子几乎都安装了老虎窗。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扇带来光明和轻风的窗，为什么以“老虎”命名。后来才明白，原来英语中屋顶为“Roof”，读音跟上海话中的“老虎”相近，处于中西文化交融之中的上海人便把屋顶的窗叫成了老虎窗。

我家正对面，隔着五六米的“弹硌路”（石子路），则蹲着另一只“老虎”——老虎灶，即开水炉。老虎灶这名字，倒是跟英语无关。那开水炉的炉膛口像老虎张开的大嘴，而灶后高高的烟囱管像老虎翘起的尾巴，于是上海人便以其形象命名为老虎灶。早年，上海每一条弄堂差不多都有老虎灶，而我这条弄堂的老虎灶就在家对门——因为我家在弄堂口。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好多个热水瓶，人人都拎着竹壳热水瓶到老虎灶“泡”（装）开水，一分钱泡一瓶，要么付一分纸币，要么给一根竹筹子。我家通常用5角钱买50根竹筹子，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泡开水时随手拿根竹筹子过去。老虎灶从清早四时就开始供应开水，让居民起床之后就能用开水泡茶，掺点冷水洗脸，直到夜深还可以让居民打水泡脚，给大家带来莫大的方便。

就在老虎灶生意红红火火之际，忽有一日贴出告示，宣称停业十天，进行装修。那一停，顿时感到极大不便。好不容易熬过这十天，老虎灶重新开业，面目大变，竟然把后面的房子借过来，打通，安放了好多张八仙桌，开起茶馆。在老虎灶之侧，就是菜场，老人们买好菜，便在茶馆里喝壶茶，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嘎山湖”（聊天）。也有提笼架鸟者，走累了，在此歇个脚。还有人在八仙桌上摆了象棋，杀上一盘。只是那年月搓麻将几乎跟赌博划上等号，所以从未见过有人带麻将牌上茶馆。老虎灶老板还卖起五香豆腐干、大饼、香烟、酱油瓜子、糖果之类。于是人来人往，真个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热闹非凡。这里的茶叶，与龙井无缘，跟碧螺春无关，只是廉价的粗茶或者茶叶末而已，抓一撮放进宜兴紫砂壶之中。不见西装革履，没有遍身罗绮，或敞着对襟布衫，或趿着塑料拖鞋，平头百姓、草根阶层在这里聚集。上海“闲话”，还有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苏北话，组成方言“交响乐”。这儿成了“信息中心”，谈天气，论花鸟，说张家，道李家，飞长流短，不一而足。冬日，茶馆里有老虎灶，犹如中央空调输送暖气，人气甚旺，而到了夏日，则把八仙桌摆到门口的“上街沿”，享受弄堂的穿堂风，“风飘飘而吹衣”。

不过，茶馆开张之后，往往只是早茶人多，此后人走茶凉，茶客渐稀，到了下午空无一人。为了吸引客人，老板想出新招。记得，忽有一日，从老虎窗传入阵阵评弹声。我下了阁楼一看，原来是茶馆里请来评弹艺人，从此下午也桌桌客满。有人跷着二郎腿在听，有人慢条斯里抽着旱烟在听，有人倦了趴在桌上听，还有人（大都是孩子）站在后排桌旁“免费”听（这叫“立壁角”、听“壁书”）。茶馆里的众生相，如同老舍笔下的《茶馆》那样五花八门。我家与茶馆门对门，一箭之遥，琴声、话声、铲煤声、嘈杂声，声声入耳。而我家的一举一动，皆在众茶客的睽睽目光之中，如同在家对过安装了无数“监视器”。好在15个春秋天天居于斯，听惯了，看惯了，见怪不怪，安之若素。北有北京的大杂院，南有上海的弄堂，都是富有个性的都市生活典型。往日丰富多彩的弄堂百貌，如今涌入我的笔下，成为我的关于上海的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中活生生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