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学会在知识中反思死亡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 实习生 田珊檑

近日，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医学界、生命科学界、传媒界、公益组织代表应邀参加圆桌讨论，发表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刻思考。关于“死亡教育”成了一个热词。部分代表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正视死亡教育，甚至不存在真正的死亡教育，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对此专访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张光昕。

记者：您怎么看待死亡教育缺失这个问题？

张光昕：死亡一直是中国文化里回避的话题，或者说，中国人尚未把死亡当作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加以思考。孔夫子的学生问到他对死亡的态度时，他答：未知生，焉知死？道家也讲究养生的观念，懂得保全、爱惜和延长生命的艺术，这些观念奠定了中国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范型，人们普遍都把生命的意义放在对生存、活命、世俗活动等事项的追求上。与其相类似，还有佛家“人死如灯灭”的观念，都将死亡的意义锁闭住了，止步在了生命的完结这一形式上。尽管我们的文化里有祖先、祖宗、宗庙和鬼魂等概念，也有非常发达的祭祀文化和巫文化，但中国人对死亡的认识依然还带着世俗的、实用的色彩，带着强大的教化功能。由于没有系统的宗教生活，在中国人眼里，死是生命的结束，作为一个信号，他能够反过来对生的观念加以干预和修正，从而增强了人们对生的眷恋和沉醉，在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中，形成了对消逝之人和消逝之物的感叹和追忆。尽管如此，中国人也绝少思考死亡，即使有描绘和想象，也是对人间生活的复制，比如阴曹地府、阎王、判官、黑白无常等，都可以在世俗文化里找到原型。

总的来看，直到今天，中国文化里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死亡的知识。中国只在习俗中看到死亡，但不能在知识中反思死亡。这是我们亟待改进之处。

记者：避谈死亡和缺乏死亡危机意识，你如何看待？

张光昕：我觉得，避谈死亡和缺乏死亡的危机意识之间不是冲突的关系，而恰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问题主要出在中国文化上。中国人的文学心理和人格结构里没有给死亡留下位置，而是匆匆地忽略掉它，用死亡的符号或幻象来填充和代替。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中，死亡总是被看成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自然的消亡，是身体的腐坏和分解，甚至是轮回观中生命形象的变形。中国人的口语或俗语中会保留这种忽视死亡的观念，比如一个人被行刑前会说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下辈子做牛做马……”等；谈论别人死亡后会说：“……的在天之灵”；其中也有比较唯美或诗化的想象，大都是关于男女殉情的故事，比如“孔雀东南飞”“化蝶”“望夫石”等。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死亡面前还是扮演着一种被动的角色，依靠自然和命运的力量来认识和接受死亡。但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依旧不愿意多谈死亡，将死亡当作一种禁忌和不祥，因而形成各种各样转化死亡危机的习俗和心理。

并且，当中国人把对死亡的逃避与自己的语言表达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对一些跟死亡相关的词汇异常敏感。我们把这些特殊的带有先验预兆性的词汇称为“谶语”，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中，都应当极力避免与它们相遇。中国古语常讲“居安思危”，但很难讲中国人真正能够具备对死亡的危机意识。中国人习惯于在危机来临时搜肠刮肚地寻找方案，但又擅长遗忘，很少人会在平日里积累处理危机的知识，提取化解危机的方法，这一点体现出了中国人生活观念里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相比之下，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关于死亡的训练，可见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以一种正面的态度对待死亡问题，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

在西方人那里，死亡成了知识。20世纪以来，死亡成了全人类的大灾难，它不单是一种意识，而且形成了现代人一种独有的经验，并且上升为一种文化主题。知识分子在各自的文化产品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死亡问题作出反应，其中，对死亡的危机意义也在此形成了。

举一个例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哀悼集》，当然这是英文版的标题，它的原标题为《每一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德里达在这本书中运用了一种哀悼的知识，来缅怀一系列先于他离去的同行朋友，其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列维纳斯、巴尔特、雅贝斯，等等。在那里，死亡唤起了生者的哀悼，哀悼又重新联结了语言和生命，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造型。这是一种有效的知识，但在中国文化里，还是缺席的。若要将这种对死亡的危机意识在当下树立起来，首要的还是逐步实现文化上的融合，将这种经验和知识引进来，从而召唤出中国文化中与之呼应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造和重塑。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不论我们谈论的是活着，还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