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的女儿》：讲述科学与精神分析的故事

约瑟夫·施瓦兹的《卡桑德拉的女儿》堪称一部完整的精神分析发展史著作。在书中，施瓦兹对精神分析学百年来在欧美社会的发展有四个定位标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然科学起源、分析时间的发明和精神分析内部的分裂。而无论精神分析经历过何种时空的变换，也始终摆脱不了阿波罗与卡桑德拉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看来“关系”才是打开人类精神痛苦之门的钥匙。

美国学者约瑟夫·施瓦兹的《卡桑德拉的女儿》堪称一部完整的精神分析发展史著作。19世纪末，自然科学方法已经出现了400年，却很缺乏解释人的内在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学问，同时由于战争和自然伤害，以及人际关系的支离破碎，人们的心灵秩序是混乱的，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理解人类精神痛苦和治疗的方法。于是，精神分析应运而生。

精神分析：阿波罗与卡桑德拉之间理不清的关系

《卡桑德拉的女儿》的书名很耐人寻味。在古希腊神话中，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城的公主，阿波罗赐予她预言能力，但由于卡桑德拉拒绝了阿波罗的爱，后者便判决她的预言永远不被相信。施瓦兹用这个神话比喻科学与精神分析的微妙关系，前者赋予后者以预言能力，但后者又拒绝了前者，所以科学便好像阿波罗一样宣布精神分析将不再被相信。然而，卡桑德拉毕竟离我们过于久远了，施瓦兹便让她的女儿出来讲述今天发生的科学与精神分析的故事。倘若再深入体悟下去，便会发现在对西方文化起源的解说中，女人的预言能力原本都是男人赋予的，如果女人不顺从男人，拒绝他们的爱，男人便会宣布她丧失这种能力。不过还有一个奇妙之处是，尽管男人如此地宣布，但他却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也足以表明，事物的发展有时并不像男人的想象那样，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自我本身好像还被更强大的力量——自然和人性的力量把控着。

精神分析的命运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它是20世纪遭受非议最多的学科，但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与文学、精神病学和医学，以及心理学大面积接壤的理论；尽管许多人不相信它，如同后来的阿波罗不相信卡桑德拉一样，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却总是离不开潜意识、压抑、本我、恋母情结、投射和歇斯底里等等由精神分析派生的或与其密切相关的词语，这些词语宛若星星般地闪烁在我们的时尚中、生活中，以及对梦境的分析中，让人无处可逃。

施瓦兹也看到，在“理性”“客观性”和“科学中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人们习惯于根据性别分工来定位人的性情，把情绪和主观性说成是女人的事情，认为她们的本分是促进、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强调女人的直觉就是认可他人情感的内在敏感度。这也可以解释精神分析为何受到排斥，因为信奉传统的人们认为它是主观性的，而主观性恰好是女人的弱点，所以精神分析实际上便是“在男人主宰的社会里干了女人的活计”。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让人既爱又恨的东西却在人不经意间走过了百年的历史，使施瓦兹有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对于一部历史，人们大可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叙述，而且还要有特定的标记。

百年精神分析史的四个定位标记

在《卡桑德拉的女儿》一书中，施瓦兹对精神分析学百年来在欧美社会的发展有四个定位标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然科学起源、分析时间的发明和精神分析内部的分裂。

作为百年精神分析史的第一个标记，弗洛伊德无疑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被视为谈话治疗的开创者，西方社会有一句古老的医学谚语：“医生治疗，上帝治愈”。谈话治疗是一种新疗法，但能否治愈还要仰仗上帝。这种治疗说到底是一种“倾听治疗”，要保证病人讲的话必须被听到，而且病人必须意识到自己被听到，医患关系也由此成为治疗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感觉对于医患关系的这种理解具有非凡的意义，如今的人们在谈论医患关系时总是从时空上把它剥离于治疗之外，而没有把它置于治疗之中，这种一念之差不仅表明当代医学人文素质发展的局限性，也成为许多医患矛盾的来源。总的来说，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谈话了解病因，而不是症状，认为病因是人际关系在个体内心世界的反映，而不是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状态。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一个睿智者，开创了一套方法用来了解人类和个体经历的内在世界，用犀利的目光穿透每一个眼神和行为洞察到我们内心的秘密。施瓦兹强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意义或许在于率先允许人类主体为自己说话，并由此创造一个内在空间，让主体在这里寻找自身经历的含义，“结果成功病例中的每位个体，都变成了述说自身经历的小说家或诗人。”

精神分析的自然科学起源是百年精神分析史的第二个标记。如同阿波罗最初爱恋卡桑德拉一样，精神分析的问世最初也基于19世纪的一个科学假设，即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作为神经科学家，当时的弗洛伊德也想用科学方式理解歇斯底里症、恐惧症、强迫症和妄想症等病症，但他后来却放弃了对于神经病学机制的探求，认为无论生物学还是神经病学定律“都不足以解释物质形态可能有病理性焦虑的心理学现象”。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一样都试图找到治疗人类精神痛苦的有效方法，但二者的知识传统和思维方式却是不同的，精神病学起源于医学，更倾向于探讨疾病的生物学机制。而弗洛伊德放弃了对这种生物学机制的探讨之后，精神分析依旧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人的心理意念如何被转换为生理机制的问题。当代精神病哲学也不断地争论精神障碍是生物因素还是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问题，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各执一词，我想这也反映出阿波罗与卡桑德拉，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有史以来便理不清的关系，而且这一局面也许会伴随着人类的存在永久地进行下去。但无论如何，对于精神疾病原因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面对精神疾病人群，病因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治疗手段的选择，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由于对病因缺乏理解而采用残酷手段治疗精神疾病的案例。

分析时间的发明是百年精神分析史的第三个标记。施瓦兹认为，这也是对于人类知识和实践的一个永恒的贡献。在以小时为单位的重复性面谈中，强烈而困难的思想、情感便会渐渐地呈现出来，医生需要长期专心的倾听，才能理解病人的生活经历和症状，这种医患之间的“分析”关系日后也发展成“移情”关系，并受到关注和引起广泛的争议。

精神分析内部的分裂则是百年精神分析史的第四个标记。在施瓦兹看来，这种分裂是必然的，因为如同物质世界有各种结构一样，人的内在世界也是有结构的，不同的学者会为不同结构的不同侧面所吸引，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有维也纳的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之间的分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精神分析的重心也从维也纳、柏林转到纽约和伦敦，直至后来发展出英美两条独立的路线。英方的突出代表是克莱因的对象关系理论，她关注对于儿童的精神分析，认为建立关系的失败是心理障碍的原因。美方则倾向于用人际关系解释最极端的心理痛苦。由此又可以证明，无论精神分析百年来在欧美社会经历过何种时空的变换，也始终摆脱不了阿波罗与卡桑德拉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便在精神分析内部，分裂和统一也离不开对于“关系”的理解和阐释，走笔于此，我突然想斗胆地推论说：看来“关系”才是打开人类精神痛苦之门的钥匙。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