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郝月莲老人在回忆那段屈辱的历史。

郝菊香老人站在家门口。（3月9日摄）现年94岁的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

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村举行的“慰安妇”受害者张先兔老人的葬礼上，张先兔的二儿子郭艾明手捧老人的画像（2015年11月20日摄）。

张先兔老人于2015年11月12日上午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

从1995年起，山西有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在中日友人的帮助下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加害的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

如今，三批对日本政府索赔起诉的16位“慰安妇”全部离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对于这16位老人而言，此生愿望已经成为永久的遗憾。

杨秀莲拿着养母南二扑的照片（3月4日摄）。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的南二扑，20岁时被日军抓走，被关押一年零8个月，1943年秋天才回到村里。南二扑不能生育，1964年，南二扑从王福庄村抱回了养女杨秀莲。

1967年6月，南二扑因身体不好和压力过大等原因在家悬梁自尽，享年45岁。杨秀莲在友人的帮助下参加了对日起诉，她坚信会有得到正义的一天。

骈焕英老人坐在屋里休息（3月8日摄）。现年88岁的骈焕英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秋天，年仅14岁的骈焕英被日军抓到据点蹂躏，20多天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骈焕英再次被日军抓走，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一段时间后，骈焕英又被抓走，再次回家后一段时间，骈焕英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凌辱。

长期研究“慰安妇”受害者的民间志愿者张双兵拿着日本法院对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做出判决的材料（3月2日摄）。

张双兵是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的一名乡村教师，今年63岁的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访调查了100多位受害“慰安妇”。1995年，他开始带领老人们走上法庭，找律师在日本进行诉讼。然而，这场跨世纪的官司打了10多年，从日本地方法院打到日本最高法院，以败诉为终。

张双兵说，无论有多艰难，他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直到日本政府出面道歉并作出赔偿。

现年88岁的郝月莲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阳公岭村。1943年6月，年仅15岁的郝月莲在家中被日军抓住，用绳子绑住拉到据点强征为“慰安妇”，一个月后，家人付大洋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两个多月，郝月莲再次被日军抓走蹂躏。20多天后，郝月莲的父亲和哥哥趁着日军防备松懈，偷偷地把她背回了家。两次被抓的悲惨经历导致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黑暗、肮脏、丑陋的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给众多受害女性带来地狱般的折磨。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

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许多人在屈辱和痛苦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目前，对于幸存下来尚且健在的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记者近日来到山西省几位仍在世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家中，这些风烛残年的“慰安妇”幸存者，谈到日军的种种暴行，仍恨之入骨。她们说，要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所有人，让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近年来，我国山西、海南等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控诉，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先后多次踏上状告日本政府之路。然而，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日军当年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就不道歉呢？”老人们说，自己虽已风烛残年，但依然需要尊严，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哪怕自己等不到了，希望子女和志愿者能再一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让日本对当年的暴行谢罪、反省，给受害者公开道歉。(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