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跟鞋

周小燕是一个舍掉演员梦，以换取一辈子与学生相守的美声女教师；她是经常开晚饭了也不知道该准备多少菜的女主人（因为学生可以随意留下吃饭）；她是记不清多少次为家境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可转身拮据得连洗脸水都要积在铅桶里，用来冲洗马桶的善良平常女人；她是那个上课拖时间，可是学生一走就累得趴在沙发上再也起不来，却还要主动向学校申请“教到一百岁”的，傻傻的大先生。

高跟鞋上的周小燕，就是这样一步一个滴笃，用直挺的姿态走出来的了不得、却也依旧不免人之常情的女人。

□ 伍佰下

周小燕快90岁时，我见到她时不免纳闷。不仅仅是因为她脸上有50岁的笑容，而是奇怪——有见过那么大年龄穿高跟鞋的吗!

那是她生了一场病后，在布置简洁的家里见人。她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脚踩着足有10公分厚的高跟鞋——她在家里竟然也穿高跟鞋，据说不穿高跟鞋就不大会走路。这毛病是留学法国时得的，那么大年纪也改不了了。

后来，年纪又往上爬了两格，她才间隔着穿改良的中式鞋，可是依然加一副小中跟。有一次，有个朋友送了双内增高鞋，比高跟鞋还“窜个子”。看着自己矮小的身材一下子变得跟朋友一般高，先生兴奋得用胳膊圈住对方。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她就踩着那双鞋，滴笃滴笃，手挽着刚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得了大奖的男中音张峰，和记者们自来熟地打招呼。她小伍、小杨、小张地叫着，冲在讷于说话的弟子前面，把获奖故事、评委评语和对学生优缺点的了解，针脚绵密地连缀起来。“拜托大家，唱美声这个事还是很难。多帮帮张峰，多帮帮张峰。”先生是谦和的，她的身子却笔直地杵在高跟鞋里。

其实，那以前我就听说她一条腿的腿骨中还打着钢针，17公分，硬是把两根碎骨接合在一起。可之后，不管是看戏、为国际声乐大师班开班，还是在家给学生上课，哪里有她，清脆的滴笃声便会在哪里响起。

亲历的最发噱的一次，是去她复兴中路的家，旁听她给一位民歌演唱家上辅导课。门里歌声暂歇，周先生把我们让进了门，自己却迟迟不进来。我好奇，跑到厨房门口，但见先生满面愁容，一手叉腰，一手提落起正在桌上滴水的蔬菜。“冰箱坏了，这些菜，我弄不了，全拿出来了。”她对最难教的学生也有的是办法，面对着一堆烂菜却没有了章法，高跟鞋插在淌满蔬菜汁水的地上，神色慌张得像个孩子。

一进客厅，琴声一响，她就忘了一切。脸上的纠结打开了，天使的笑容登场了，高跟鞋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剪下长长的影子，随着调教的话音来回跳动。刹那，判然两个周小燕，让我忍俊不禁。

先生曾说，最遭难的那一段岁月，她不能不收敛了习惯。高跟鞋是要自己敲掉跟的，“啪啪”两下，剩了一双平底鞋；唱片呢，得扔到一个不平的地方踩了，踩的态度要爽快，不然，你懂的；书，称斤卖掉、撕掉。直到后来风声渐松，先生开始带着学生把家里窗户蒙得严严实实，用留声机放歌剧选段听，可是对穿高跟鞋，还是想都不敢想。

我有时候会瞎琢磨，先生后来带着弟子征战国际声乐赛场，恢复穿带跟鞋之后，就随性地穿高跟鞋，使劲儿地美给世界看。这，是不是要在穿鞋这件事儿上，向失去的年华回敬一份不甘？

这些年，很多人把先生早年的黑白照片翻出来，炒一炒她们生吞活剥的“民国范儿”。先生不太关心这个。从人生轨道来说，她跟“鸳鸯蝴蝶派”小说里富家千金身上那些毛病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实，她是一个舍掉演员梦，以换取一辈子与学生相守的美声女教师；她是经常开晚饭了也不知道该准备多少菜的女主人（因为学生可以随意留下吃饭）；她是记不清多少次为家境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可转身拮据得连洗脸水都要积在铅桶里，用来冲洗马桶的善良平常女人；她是那个上课拖时间，可是学生一走就累得趴在沙发上再也起不来，却还要主动向学校申请“教到一百岁”的，傻傻的大先生。

高跟鞋上的周小燕，就是这样一步一个滴笃，用直挺的姿态走出来的了不得、却也依旧不免人之常情的女人。

再说这样一个场景。

她脚踩高跟鞋，穿得齐整，滴笃滴笃，走上领奖台。这样的周先生，旁人看容易贴上上海精明女人的标签。可是，这样子的周小燕在上海音乐学院偏偏以谦让（或者拿上海话说“戆”）出了名。在很多次用“我不够格”推挡荣誉后，那一天她去领上海市“教育功臣”奖。身为银行家的女儿，她的数字概念也是“了不得”的。发奖时，每位获奖者都得了个信封。周先生在后台暗道上悄悄抽出一看，是张“贰”字打头的支票，心中惊讶:这么多奖，这次来实的了。回家忙不迭给人打电话：2万元奖金啊!怎么给那么多呀？对方大笑：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得了20万元奖金。

老太太翻出来左看右看,惊叫起来：“啊，20万,真是20万哪!不行不行,像李国豪这些科学家,那些真有贡献的该拿。我不该拿这么多呀。”

至于先生在生活上马大哈的故事，则早已被好友编排了多次。她的丢三落四是“世界性的”。走到哪儿，她微笑着不停地跟这个那个打招呼，丢了包，丢了围巾，丢了眼镜，还好，高跟鞋永远不会丢。丈夫张骏祥生前给她起了个外号“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一语成真。她一辈子的育人事业，何尝不是在散花？得到了她声乐真经的孩子们，一个个在海内外舞台上，捧上了观众奉上的鲜花。

还有幸运者得到了她的“鞋”，跟着她学会“走路”。穷孩子廖昌永那年初到上海，下雨天舍不得穿母亲买的新鞋，打着赤脚从火车站跑到学校。后来，这个光着脚走路的年轻人，从穿高跟鞋的周先生那里，得到了一双走得很远的“鞋”——她不仅仅给予爱，还有敲打。

廖昌永国际大赛抱得金奖凯旋后，一次有个小镇请他去演出，临走时被周先生问起，他随口答了句，没事，一个小地方。先生沉下脸：你唱给我听。神一散，歌声不忍卒听。先生叹口气道：“演出没有大小。随便唱唱，豁边了吧。对待任何演出，你都得对那些买票的观众负责。”这硬梆梆的敲打声，像极了那不卑不亢、沉稳钉地的高跟鞋声。

当学生们大多穿上了适合自己人生的鞋，离一百岁越来越近的周先生，却到了不能穿高跟鞋的时刻。

几年前，周先生突发小中风，恢复时说话有障碍，她仍把即将出国演出的弟子叫到病房听试唱，有时脑子一糊涂，连老家的湖北话也嘣了出来……这一次她倒下，不能进食，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可只要还有意识，就总还叨咕两句，他们怎么不让学生到医院里来，我好给他们上一课的……

在所有的纪念刷屏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归总周先生的一生。高跟鞋，是闪现在脑海的第一个意象。我几十次碰到她，先生最特别的标识之一，就是那硬朗而又轻快的滴笃声。

看到过高跟鞋上，一些自美其美者，慵懒着或张牙舞爪着。但高跟鞋上的周先生，只是筋骨挺直地站着。这不单跟鞋有关，也指向了她人生的一种站姿。

最后，我的眼神迷离于这样的画面：这或许就是几年前的一天，或许不久以后在天上。当她终于能走动，能丢掉拐杖时，她像孩子般地大叫：“我又能穿高跟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