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乡记：震荡中的农民家庭

春节，是中国许多农村家庭大团圆的日子，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和在家留守的老人得以享受一年一度的团聚。图为江苏连云港市某村的一位留守妇女展示春节拍摄的全家福。 司伟/摄

编者按

“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中我们感慨传统伦理道德在一点点瓦解，有的村庄因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们缺乏对于其发展变化的了解，就像我们总是割裂地看待城乡之间的发展变化，却看不到一个个农村家庭正在跟随时代奋力前行的故事，看不到蕴藏在代际之间的发展动力，看不到那些依然在乡土社会中奋斗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饱含的希望。”

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一位博士研究生在撰写2016年春节回乡记中发出的真情实感。和前几年一样，这家高校从事乡村研究的师生们，再度以回乡者的身份，以研究者的敏锐目光，去发现和呈现今日中国乡村的种种变化和农民以及家庭的生存现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一篇篇新的回乡记。

我们将师生们所写的回乡记中有关农民家庭的部分文章摘编刊登，这些农民家庭生存状态各异，面临的问题和烦恼也各不相同，有在城市逐梦的艰辛，有面对高价婚姻的无奈，有代际之间的冲突，也有生二胎带来的喜与忧。这些农民家庭所面对的，是家庭模式的改变，现代观念的冲击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但同时，从这些酸甜苦辣的家庭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在如何为希望而奋斗，为适应现状而努力，为更好的生活而改变观念，挑战传统。

无论如何，有希望，就会有动力；有动力，就会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有新的人生，新的家庭关系。这组农民家庭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关于乡村家庭关系、伦理观念的思考和探究。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作为农民进城，家庭的整个奋斗历程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深深地嵌在一起。一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在多种经营中，逐级跳跃，完成家庭财富积累。

安徽一家人：逐梦在上海农村

□ 刘成良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郊区，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村庄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到北上广深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除了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务农，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抑或种菜，勤勤恳恳地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回到故乡。李新雨家庭就是众多漂泊中一个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不成功的家庭。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年轻时在西安一个上了教育部黑名单的大学读完书之后，1994年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到头地忙，没有雇工，每亩地有纯收益两千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闵行梅陇镇的一个村，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开了煤球厂，专门供应给小摊小贩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也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李新雨一家已积攒了二三百万，又借了100多万，向村里租了十五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七千多平方米，当时李新雨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李家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建仓库时手续不健全，定性为违章建筑，在拆迁赔偿中按照违章建筑来赔款，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的赔偿款。赔偿款在家庭内部分了之后，父母回了老家养老，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李新雨带着自己的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租了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还投资了一部分钱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损失了两百多万，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在那边买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万。

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仍想找一个地方种菜。尽管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处于农民阶段，和同时出来打拼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最为成功的人群，但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他觉得“变成上海人，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妇。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他们婚后生了3个小孩，前两个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大儿子和小儿子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读了小学，到了读初中的时候，妻子便带着几个小孩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这边读高中，也就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虽然，他有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最开始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也就更没有机会购买房子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回到家乡后，已经不习惯那个地方，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家乡人的素质也不如这边高，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作为农民进城，家庭的整个奋斗历程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深深地嵌在一起。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一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只有他们才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投资股票和农业，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逐级跳跃，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得太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于他们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有在哪个地方能够稳稳地站住脚跟。

家里有两个男孩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二胎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日，孩子对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种保障。

二胎想要一个女孩

□ 高万芹

弟媳又给家里添了一个小男孩，家里有两个小侄子了。在讲究多子多福、人多就是力量的华北农村，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回家以后的感受是，家里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之前，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都说想要个女孩，“儿女双全”比较好。我以为只是他们的一种托词，在如此重男轻女的氛围中，谁不想要男孩呢？没想到如今，他们确确实实想要女孩，最主要的原因是养女孩负担不那么重，养两个男孩的压力太大。

在我们老家，父母要对儿子的成家立业承担主要责任。建（买）房、结婚包括生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父母在负担。最近几年，一个男孩成家立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我们这里结婚的订亲、彩礼、三金、婚庆仪式等零碎的费用也在10万元左右，再加上建房的成本20万元左右，整个算下来得30万左右（买房的差异比较大，一般在30万元以上），还不算买车等更高层次的费用，如果是两个男孩起码要50万元以上。如果一对夫妇一年结余3万元，也要十多年才能支付得起。在农村一个家庭要保持这样的积累是很困难的。

农村男孩娶媳妇成本高，也是因为农村的女性资源太少了。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大多数农民选择要保证一个男孩的底线原则，这就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此外，城乡流动也导致婚姻市场上的农村男性处于弱势地位。女孩一般都流向了城市，而男孩则大多还留在农村。

老妈说：“村里30岁左右的单身汉估计只能找二婚的，现在农村二婚头的姑娘三金彩礼一样不少，都还很抢手。”弟媳也说：“两个男孩、两套房子、两辆车子，还不说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大家都知道还是生女孩好。”

像弟媳一样，村里年轻一代大部分还是选择要二胎。但与父母一辈“多子多福”的想法不一样，“儿女双全”是他们想要的理想状态，如果无法实现儿女双全，两个孩子也算是次优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养儿育女的压力再大，也还是想要两个孩子，家里人说“有个伴不孤单”。这个“伴”不只情感意义上的陪伴，而更多的是指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能够互相帮扶，包括婚丧嫁娶、养老负担、风险分摊上的“伴”。

所以，虽然二胎生女孩的愿望落空，二胎又是个男孩成为压力，但奇妙的是，这份负担没有变成累赘，而是成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整个家庭都被调动起来，二胎的压力转化成了打拼的动力。特别是弟弟和弟媳，多了份一家之主的感觉，有了为人父母的担当和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节制。

虽然家里有两个男孩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二胎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今日，孩子对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种保障，不管是在养老，还是出现意外、抵御风险和相互帮扶方面；其次，生育儿女，帮助其完成人生任务，仍然是农民家庭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

现在女孩择偶标准的新风向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全，这样成婚后就能组建新三代家庭组织，通过家庭组织内部的深度动员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就能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再通过省吃俭用，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

天价婚姻为哪般？

□ 张雪霖

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春节回到家，不管是庄乡邻里串门聊天，还是走亲访友，家长里短聊得最多的就是结婚吓人的彩礼故事。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元到12万元，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上涨到15万元到16万元。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叹“真是不得了，这咋弄”？庄乡们心里都清楚，有一个人要价20万元开了头，慢慢地就成为大家效仿的对象，最终成为普遍的市场行情。尤其是家里有2个儿子或者3个儿子的，父母都已经着急得不行了。

在我家乡，男孩一旦到了21岁婚事还没有定，父母就开始非常焦虑了，因为到了二十三四岁就比较难找了，在婚姻市场上有可能被淘汰。而今年相亲出现的新形势是，女孩一听到对方家里有2个儿子，更别说3个儿子，连见都不见。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要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因为若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在的话，父母还能劳动，挣的钱都归独子，还能帮忙带孩子。

我家乡的父母们在外拼命打工挣的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为的就是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自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经开始为儿子操心，为将来娶媳妇做准备，因为儿子娶不到媳妇打了光棍，不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围的庄乡邻里也会在背后指责父母无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贪吃爱喝，存不住钱，村庄社会舆论就会指责父母不正混，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人愿意给其儿子介绍对象。

当下，除了少数拥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农民在市场分工中占据优势，大部分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主要依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女孩择偶标准的新风向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全，这样成婚后就能组建新三代家庭组织，通过家庭组织内部的深度动员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务农的收入和多个劳动力务工的收入，就能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再通过省吃俭用，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所以在村中生活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竞争的压力，但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活力和社会流动的希望，正是因为有社会流动的希望，父母才要铆足了劲，燃烧自己，点亮后代。

我的家乡可以称为是一种家庭再生产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代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完成。显然新三代家庭模式的效率和社会竞争力要比父母不管子代而由子代独自奋斗的个体模式强。

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虚话，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因为拥有的资本稀薄，面对着汹涌的消费产生的阶层分化，正在通过家庭组织形态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来适应。这也是天价婚姻产生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们的内心也感觉到很苦很累，财富增长的速度越来越赶不上消费的提升，“现在花钱太厉害”成为心理的紧箍咒。所以，政府应更多地引导农民将财富的积累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这才是新科技时代实现社会流动的根本。

养儿防老是一种心理预期，目前的情况是，年轻人已变，老年人却依旧，其结果必然会引发不少人间悲剧。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仅仅提倡孝道还不够，更需要重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老人也要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更多地考虑和经营自己的生活。

养儿不防老，悲剧为何发生？

□ 魏小换

作为新媳妇，今年第一次到河南许昌婆婆家过春节。

刚回家的腊月二十九早上起来，就听婆婆说，隔我们两家邻居的一位老人上吊自杀了。婆婆说，老人快八十了，平时看起来还很硬朗，自己种菜，吃不完还给邻居送去。老人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在隔壁县城做生意，也在县城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和车，留下老人一人在农村老家生活。平时两个儿子很少回来看自己的老父亲，前段时间老人生病在县城住了9天院，两个儿子只是去看了几次，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他，而是让老人的三弟照顾。临近春节时老人就对邻居说，他会上吊死的。没想到腊月二十八晚上他真的自杀了。

老人自杀对家人来讲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老人选择特殊的时间、以极端的方式离开人世，显然是在跟两个儿子赌气。除夕当天两个儿子被叫回来，临时买了棺材寿衣，当天就埋了，没有任何仪式。

听爱人说，这个老人有两个弟弟，境况也不好。大弟弟70多岁，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建房、娶媳妇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可三个儿子都不愿养自己的父亲，还把他撵了出来，让他跟自己的三弟挤在一所很破旧的瓦房里，一住就是十多年。三弟结婚晚，娶了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寡妇得病死了，孩子也离开了他，现在也只剩他一人了，他也说过自己迟早会喝农药去死。

是什么样的情境让老人选择自杀或准备自杀？从表面看，老人的悲哀和痛苦都与儿子或者媳妇的不孝有关。有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孝道的衰落，实际上可能并不这样简单。

养儿防老本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农村更是如此。传统代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个是“我扶你小，你养我老”的代际交换；另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文化约束；还有一个是代际之间长期共处，共同生存于同一个生活场景的现实约制。而今，代际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不同于以往。在子辈看来，老人帮助他们成婚、发展事业甚至照看孩子等等，是换取回报的一种理所当然的付出，可是，农村老人大多经济能力有限，为儿子建房娶妻往往都已经掏空了一生的精力与时间，根本不可能再满足孩子更高的要求了。

新一代农民子女已经不再安土重迁，外出打工让他们见识并向往优越、富足的生活，然而，老一代农民并不一定理解年轻人的这种生活追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含辛茹苦将儿养大，为他建房娶妻，照看孙子，却还是不能得到儿子儿媳的回报；并且在老人看来，儿子的生活已经非常“优越”，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不管不顾，让人心寒呢？代际之间的关系就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预期差距而失衡。代际之间按照不同的预期来生活，彼此不同的生活轨道只会使得他们愈走愈远。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养儿防老是一种心理预期，是平衡的代际交换之后的必然后果，也是一种社会共识。可是，不同时代人的生活目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理念、生活预期也很不同，在此背景下，代际交换的模式必然要发生变化。目前的情况是，年轻人已变，老年人却依旧，其结果必然会引发不少人间悲剧，这是农民为社会转型所付出的代价。

防止悲剧发生，仅仅提倡孝道还不够，更需要重构家庭代际关系。如果农村的老人不再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子女身上，而是更多地考虑和经营自己的生活，也许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就不是如此单向度了。社会能够为农村老年人做的也有很多，比如成立老年人协会，倡导老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娱乐，帮助他们建立范围更广的社会支持网，建构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乐园，让老人逐渐从对子女的预期和对未来的失望中走出来。我们也需要改变年轻人惯于“啃老”的思维，既然不能按照老人的预期给予他们回馈，那么就不该理所应当地接受老人对于自己的付出。

2016《乡约》年度男神评选启动

2015吉利尔《乡约》年度男神评选揭晓。结合《乡约》官方微信和官方网站的投票数据，最终,《乡约山东宁津》的一号男嘉宾、“说话不简单”的公路局科员王振威月榜上有名，荣获吉利尔《乡约》2015年的年度男神称号。今年春节前夕，《乡约》由山东省宁津县电视台组织颁奖典礼，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联合栏目合作伙伴吉利尔集团，将一套价值12800元的吉利尔珍藏版新娘潞绸被礼盒，送给年度男神大奖。

2015年，总共有74位男嘉宾来到《乡约》舞台，展示自己的才艺，讲述人生故事。经过成千上万网友的推荐，来自山东宁津的王振威当选《乡约》2015年的年度男神。毕业于烟台大学的王振威，今年27岁，是山东省宁津县公路局路政大队科员。工作以来，他勤奋敬业，尽心尽力，正在努力成长为学习型、创新型、实干型兼备的新型人才。同事们都说他性格开朗外向，有很高的社交能力，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强，满身都充满了快乐和幽默细胞。

2016《乡约》年度男神的评选工作，我们携手吉利尔潞绸集团再次启动。更多城市优秀单身青年经过各地政府部门的推荐，正在准备成为“乡约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