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暴露名讳文化的缺失

□ 张鲁豫

N久不看电视了，不过近几日，我也跟风追了火火的《琅琊榜》。

其实对于谋权，无论男人戏还是女人戏，我都没兴趣，之所以一反常态追看，皆因刷屏朋友圈的那些个关于《琅琊榜》礼仪的文章。本着学习、纠错的态度，我冲进了《琅琊榜》。坦白说，虽然几年前，就曾狂啃过一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林教授的《彭林说礼》，也曾一目十行地阅读过枯涩难懂的《大戴礼》《小戴礼》，可对于“礼”我仍旧一脑袋浆糊。

或许，《琅琊榜》是个不错的教材。

但是，观看《琅琊榜》的过程中，脑袋里浆糊非但没能被稀释，反倒越来越黏稠，对于琅粉们所关注的揖礼，我只能放任自己迷糊了。但是对于大家齐赞的《琅琊榜》一众之坐姿我确有不敢苟同之处，先不说男神梅长苏常以歪斜身姿与下属、朋友甚至靖王交流，毕竟对那副孱弱的身躯无论是剧中演员还是观众都不能过于苛刻，但是有一个环节的处理却是让人无法原谅的——莅阳公主携带谢玉的手书前去会见靖王的场景。

这个场景一直让我十分疑惑，靖王到底是在哪里接见的莅阳公主。寝室？虽说莅阳公主是靖王姑母，但对方毕竟是长辈而且是女性，所以在寝室里会见莅阳公主显然是不合礼的。书房？看看剧中梅长苏见客的书房的布置，再看看言侯爷几次接待梅长苏的书房布置，几张矮几、几张席子而已，而靖王与莅阳公主相见的场景全无这些标配，突兀地出现一个貌似床或榻的东西，我反复浏览了N遍这个场景也没看懂靖王、梅长苏是坐在何处与莅阳公主商讨递交谢玉手书事宜的。而场景的混乱必然导致了坐姿的混乱，那时节，靖王与梅长苏都大咧双腿、垂足而坐着侃侃而谈。

难不成，《琅琊榜》两位重要男主是从“垂足而坐”的唐宋时代穿越过去的，当然《琅琊榜》的历史背景只是嫁接，无须细论，但两位男主的大开双腿而坐出现在这部略显精致、让众粉赞不绝口的片中着实有些倒人胃口。大开双腿而坐在古时有个专属名词“踞”，关于这个坐姿有个相当经典的故事：“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向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孟子因妻“踞”而闹到要休妻之程度，彼此孟妻是独处，而受过皇家严格礼仪教育的靖王与梅长苏又怎可以如此无礼的大敞两腿与堂堂公主会谈。

由此可见，所谓的讲究也不过相对而言，本着学习而去最终竟然变成了纠错，其实，大家也看个热闹，但个人认为《琅琊榜》的一处情节地处理完全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

《翔地记》，相比其他道具而言，《翔地记》可谓隐藏至深，从第一集到第二十六集，《翔地记》仅仅是梅长苏手里的读物，可被靖王借去看时《翔地记》则变成了“暴露梅长苏身份、成就静妃的关键”。清晰记得剧中情节，靖王觉得该书有趣提出借阅时一贯冷静的梅长苏愣了神，这一细节让蒙挚惊奇不已，以下是当时二人的对话：梅长苏说：“只是有两个字我减了笔画，用来避讳。”蒙挚一脸诧异地问：“避讳。”梅长苏接着说：“先母的闺名与书中某处地名一模一样，我批注时遇到就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减去两笔，用来避讳母亲的名字。”面对蒙挚：“这要紧吗？”的询问，梅长苏说：“景琰并不知道，我母亲的闺名叫什么？那两个也不常用，就算是以前，他也没有发现过我有避讳这两个字，或许，他根本注意不到。”之所以要把揭秘《翔地记》的这段对话详实记录，是因为其中透露出很多个不可深究的细节：

首先，梅长苏的母亲与莅阳公主同为梁王妹妹，姑姑的名讳靖王又岂能不知，又岂会不知，何况这个靖王与林家交好。当然，如果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这处细节算不上什么败笔。“先母的闺名与书中某处地名一模一样，我批注时遇到就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减去两笔，用来避讳母亲的名字。”相信梅粉们一定会被这段肉麻尖叫、叫好：“苏苏好有爱，苏苏好孝顺。”但是，如果你知道梅长苏所谓的“习惯”是自周始至民国才废除的社会特有的名讳文化，你还会为梅长苏呐喊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是至高的，《孟子万章上》中写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古人为尊亲从礼上做了很多的规范，而其中名讳之避便是一条：父母、祖辈之名不能直呼，甚至不能书写。翻阅《史记》，洋洋洒洒一部巨著，却找不到一个“谈”字，原因无他，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不写“谈”字即是避讳父亲之名。唐代诗人杜甫吟咏花草的诗不少，却从不写海棠，因为杜甫要避其母亲“海棠”之名讳。

那么避之不得当如何呢？聪明的古人自然会想出妥当办法，那就是减少该字笔画。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孝经亭内存放着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的《孝经》一文，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石台孝经》不仅是李隆基以孝治天下的佐证，更是我们的先辈们崇尚的名讳文化的见证，在《石台孝经》的碑石上，但凡涉及“民”“治”两字时，玄宗都会刻意地少写一笔，以此表示对曾祖父太宗李世民和祖父高宗李治的孝敬之意。

由此可见，梅长苏所谓的个人习惯恰恰是大一统的社会文化价值。

也许你会说，那是封建糟粕，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早几年前，我和你持同样的态度，那时的我面对儿子直呼我的名字也丝毫不介意，反倒是一种：“瞧，我和儿子多平等”的自得，就像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的那样：“我倒很喜欢听女儿毫不口涩不打磕绊响亮地直呼他老爸的名字，就像呼唤她的同学与小朋友一样。那种亲情、亲昵、亲切，毫无隔膜，有如哥们儿的感觉，真好！父女关系到了这种‘狗皮袜子没反正’的份上，实在是一种幸福！同时，这不也体现了我们社会封建意识的淡化、民主的进步么？ ”民主真的进步了吗？其实，所谓民主不过是西化的代名词：“没有了对孝道的敬意，‘拆’就只剩下挖掘机的轰鸣声；没有了对孝道的敬意，奔利而走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空巢老人’；没有了对孝道的敬意？‘寄死窑’的悲剧是否又会成为某位专家的提案。”

写了这么许多，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的礼仪之美我仍旧一团浆糊，但我仍愿借《琅琊榜》，借《翔地记》抖落抖落我那有限的知识，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