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城市：流动的北京，流动的人生

城市的胜利最终是人的胜利。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能否“胜利”，能否从“乡土文学”的强大叙事体系中突围，取决于作家能否悉心观照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能否触摸城市骨骼的坚韧与脆弱，感知城市血液的凝滞与流动。而邱华栋，他的触摸是细腻的，他的感知是丰润的。他，正在改变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性别气质与基本格局。

□ 禹燕

记得多年前，张艺谋导演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什么不拍城市题材电影”时曾言，因为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特性。这个观点让笔者一直存疑。其实，中国的很多男性艺术家和作家之所以不善于表现城市，深层原因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缺乏对城市的亲近感，这使得他们对城市的感知力和表达力均显匮乏。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沉淀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面对城市，他们在感情上是疏离的，在姿态上是逃避的，在精神上是隔膜的。而与此对应，女艺术家和女作家对城市却一往情深，她们动情地书写城市的万千气象和芸芸众生，因此，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便呈现出女性化的性别特质，这也影响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基本格局。

好在，我们还有几个男作家，他们对城市不仅有着孩童般的热忱与好奇心，还有猎人般的敏锐与征服欲，而流年的积累又使他们具有了如外科医生一样的冷静与解剖力；于是，他们不仅是城市的栖居者，也成为了城市生活的记录者、城市生态的建构者、城市精神的表达者；从而，成为了城市的守望者。邱华栋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近期，邱华栋的长篇小说“北京时间”系列陆续出版，分别是《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这几部小说并非新作，但此番组合再版则别具意味，它跨越时间之河，呈现了一个世纪交汇之际的北京。

流动的城市：新北京 新阶层 新生态

“北京时间”写的是北京，但却不是我们以往所熟悉的老北京，而是漂浮着现代气息的新北京，这个新北京虽不能涵盖北京之全部，但却呈现了北京新的社会生态。这个新北京由在这个城市新崛起的新阶层构成，他们是《白昼的喘息》中怀揣梦想的北漂艺术家，是《正午的供词》中声名显赫的演艺界名流，是《花儿与黎明》中动荡不安的新职业人群，是《教授的黄昏》中左右逢源的社会新贵……他们是城市生活时尚与精神时尚的引领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北京未来的精神向度。

把关于北京的系列小说冠以“北京时间”是智慧的，因为流动性是时间的特质，而城市的特质正是人的流动性，这也是城市与乡村的显著分野。由于人在空间的流动，形成了北京不同的城市建筑与城市景观，繁华的CBD、躁动的艺术家聚集地、不再安静的大学校园等；由于人在社会的流动，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层与割裂，杂交出官商结合、官学结合的新精英阶层，也分裂出为改变境遇选择代孕的女大学生等边缘人群；由于人的感情的流动，形成了新的婚姻家庭变迁模式以及性欲实现方式。而“北京时间”系列小说，正是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北京的种种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如血液一样汩汩流淌，激荡人心。所以，邱华栋笔下的新北京是躁动不安的，而推动这种流动性的新阶层，其生存图景虽然五光十色，却是令人目眩而又揪心的。

在邱华栋的笔下几乎难觅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粉墨登场的是：相信“世界永远都是灰色的，不好也不坏，人性也永远都是灰色的”的知名经济学教授（《教授的黄昏》赵亮）；因情困而挥刀杀死明星情侣然后饮恨自尽的著名导演（《正午的供词》潘岳）；野心勃勃、心机玲珑却终遭丈夫暗算的女律师（《教授的黄昏》曾莉）；忍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饥饿而奔突逐梦的流浪艺术家（《白昼的喘息》朱晖）……

读邱华栋的小说，你似乎能听见青春“怀着最卑微与最坚韧的想象”在仓促地喘息，能窥视盛年男女袒露着如正午阳光一样炽热的情欲，能感受社会剧变中知识精英颓败的精神映射出“偶像的黄昏”；你似乎看得见如花女人，在白昼绽放并不优雅的欲望，在正午逃避理想主义的追逐，在黄昏诉说失去肉体与精神童真的忧伤。但是，你看到的“黎明”却不那么清朗，希望之光如深空之星微微发亮。或许，这正是新北京的新困惑，因为在某些新北京人眼里，北京既是“一个乱哄哄的祭坛”，也是一种“抵达”和“投奔”的方向，让他们裹挟着顽强的梦想野蛮生长。或许，这种困惑也折射了作家本人的困惑，因为，新北京是如此丰厚而驳杂，他可能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擦拭困倦的双眼，来沉淀驿动的心。

流动的人生： 男人与女人

城市是流动的，但城市流动的动力则更多来自于女人。

因为女人如城市的血液，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男人如城市的骨骼，是一种稳定的存在。这个类比源自笔者几年前赴湖北宜昌采访的切实感受，这个桥梁之城和河流之城让笔者顿悟，钢筋水泥的桥梁一如这个城市的骨骼，而奔流不息的河流则宛如这个城市的血液。

女人如血液一样激活着城市的肌体与情感。在城市空间里，女人是某种意义上的“无产者”，没有更多因袭的重负和需要固守的“资产”，她们不仅在人生目标上更能因应而变，在情感态势中也更会因势利导。在邱华栋的小说中，作为第一主人公的男人并非绝对的主导，他们的生活轨迹往往由女人牵引。《花儿与黎明》中，男主人公马达的生活几乎完全受制于他的妻子周槿，周槿提出分居、进而提出离婚，备受打击的马达在情感与婚姻的困顿中沉沦，他经历了婚外情、一夜情、嗑药等迷乱生活，最终走上自我救赎之路，去寻找传说中的“香女”。而周槿的生活则比他平顺许多，在感情的把控上显得游刃有余。其实，现实生活中女人的情感挣扎定然激烈，只是作者可能对男人痛楚的体悟更为真切吧。

然而，一旦如血液一般奔流的女人遭遇禁锢，城市也就缺乏了活力之源。在《教授的黄昏》中，作家反复讲述了一个女性行为艺术家被囚禁的故事，她先是被囚禁在玻璃圆球中向狭小的空间挑战，继而被囚禁在地产商售卖的公寓里演绎“闭关的女人”，而未来她还将被囚禁到新的地产项目“地牢”之中，而这一切都是身为男性的北京地产大鳄的精心策划。虽然女艺术家顺势而为，借此宣示了“被囚禁”“要反抗”的艺术观念，但商业社会对女性的闭锁和女性的某种“共谋”也隐喻了女性在城市中的困境与挣扎。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不是由混凝土组成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城市主义倡导者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如此宣称。因此，城市的胜利最终是人的胜利。中国当代城市文学能否“胜利”，能否从“乡土文学”的强大叙事体系中突围，取决于作家能否悉心观照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能否触摸城市骨骼的坚韧与脆弱，感知城市血液的凝滞与流动。而邱华栋，他的触摸是细腻的，他的感知是丰润的。他，正在改变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性别气质与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