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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当医生首先在于内心的悲天悯人情怀。”
●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凌锋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跟许多人一样，我深受影响，那时候的理想就是将来从事工科，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然而，“文革”爆发，按部就班考入哈军工的梦想破灭。我参军入伍，被分配做一名卫生兵，职责相当于现在的护工，给住院病人擦脸、帮助排便、端茶送水等。
一次偶然，我帮助一个病人把床头摇高了，病人说摇高之后躺着舒服多了。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也能够帮助到病人，我感到非常快乐。从那以后，我经常问病人，“您需要摇床吗？”
为病人做一点事，让我感到被需求，也让我感到快乐。希望自己更快乐，更多地被需求，就要学会、掌握更多技术，帮病人解决更多难题。于是我自学针灸，为了体会病人的感觉，所有穴位都在自己身上练习过。
1970年，部分军队院校恢复招生，我被选送去上海第七军医大学（后来改为第三军医大学）学习。那时候大学课程大量缩减，比如英语是选修课，三年下来只有90小时的学时，教材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的特点是什么都愿意学，即使只有一本册子，我每天早上早起1个小时，把小册子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到头。在医院实习期间，放假时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不走，这样所有的手术我都可以做，作为实习医生，我可以独立完成胃大部切除毕氏I型吻合手术，阑尾手术我有从切皮到缝合只需要17分钟的记录。
我对所学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对各个科室都很热爱。在妇产科，我特别喜欢一个人进去、两个人出来的神奇感觉；到儿科，我喜欢每一个孩子；到内科，喜欢它缜密的分析过程；到外科喜欢它一刀解决问题的干练、利索……
可能就是我这种“求知欲”吧，1980年，我在301医院做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著名法国神经外科医生乌达尔（音）教授在查过我的病房之后，竟然当众宣布，要送我到法国学习介入神经放射学。于我，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在法国，我开始学习介入神经放射技术。那时候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人还很少，我经常被问是否来自日本。
回国之后，我开始致力于介入神经放射技术的应用和人才培养，希望更多中国人享受到这项技术。 1985年，我创建中国首家神经介入中心，1986年第一次举办全国学习班，1988年开始招收进修医生，1993年创办全国第一所规范化培训中心，2012年成立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研修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增加到40多人，近30年来，培养出的神经外科医生超过500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建立了介入神经放射学的基本标准和诊治疾病的规范。我的第一本书《介入神经放射学》对这些问题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这些年来，尽管介入神经放射的技术、材料不断进步，但是基本的范畴、理念没有变。严谨是科学最重要的品质，只有严谨，病人才能安全。从开始到现在，宣武医院培训出来的医生，被公认为是最规范的。
我还摸索建立了一套“双手神经外科医生训练模式”。所谓“双手”，就是复合型神经外科医生，既掌握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又掌握介入神经放射技术，做到两种技术在一个人身上完美统一，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并不多见，但在我这里形成了一种规范，而且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医生。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医生可以根据哪种技术对病人更有利而做出选择，而不是拘泥于医生会哪种技术而只能让病人做出选择。一切为了病人，作为医生，就得三头六臂，学会十八般“武艺”，才能战无不胜，病人才能最大程度上获益。
另外一件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我花费10年时间翻译了被誉为神经外科领域的“莎士比亚全集”和“圣经”的亚萨吉尔教授的四卷六册巨著《显微神经外科学》。这套《显微神经外科学》奠定了全世界显微神经外科的基础，对于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要想全部吃透其中的精髓，必须能够很方便地通读他的著作。因此，翻译这样一本“圣经”所做的贡献，远高于自己写一本书。在翻译的过程，我先后不下10遍通读了全书，这在全世界恐怕只此一人，所以我觉得我是最富有的人。
其实，不管做什么，我们都需要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医学是科学加人学，医学的本真，是用医生的良心，加上我们的技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医学既不是拯救也不是再造。只有用心去帮助病人，病人才能感觉到获得了帮助，医学的本真才能实现。
机缘巧合，2005年，我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了民族孤儿救助基金，用以帮扶云南丽江孤儿学校的几百名孤儿和教职员工。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展义诊，所有的收入直接交给民族孤儿救助基金，至今不辍。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我肩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也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帮助更多的人。帮助别人让我很快乐。很多事情，其实只要你想到了，就一定能够调动身边所有的资源去做到。所谓“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
（中国妇女报记者宋利彩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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