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日,某居民房被日军征用做慰安所之用,房主申请救济的呈文。(图为南京市档案馆资料照片)
山西盂县已故慰安妇李秀梅的家人向记者展示慰安妇照片。(新华社记者 范敏达/摄)
□ 本报记者 丁秀伟
□ 徐慧玲
10月9日,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公布,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同时申报的另一份日军强征慰安妇相关资料遗憾落选。
据悉,我国申报给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包括了1931年至1949年在华“慰安妇”的档案,记录了“慰安妇”的痛苦遭遇。该档案共分五大类29组,除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提交的24张照片外,其余档案分别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南京、上海等地以及中央档案馆。
申遗不成功
不代表否认了历史
此次2015年度“世界记忆名录”的入选项目评审工作于10月4日~6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苏智良作为随团专家和观察员参会。苏智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他作为观察员身份参会,但此次评审工作“对项目的最终评审会议是封闭进行的,各国代表团和观察员不能进入。以前评审会议结束后多是当场宣布结果,但这一次不是,我们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得知的最终消息。”
苏智良认为,此次“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落选,最大原因在于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和干扰。
据悉,继去年中国外交部公开表明“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两个项目的申遗情况,日本便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今年4月发表2015年版《外交蓝皮书》,再次试图全面否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的史实。
苏智良说,尽管这次“慰安妇”档案申遗未成功,但是并不表明日本在二战中实施的性奴隶制度不是事实,此次提供的档案中,日本战犯的口供特别能证明“慰安妇”是一个强制性的性奴隶制度。苏智良说:“有两个师团长的口供中提到,他们指使下面的军官去抓中国的妇女充当性奴隶。这些指令有很多是从高层下达逐渐渗透到底层的,这都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有关系。”
据环球网报道,日本共同社10月10日报道称,韩国考虑到对日关系,在与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并未积极响应中国的共斗号召。不过,韩国主流意见对《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登录《世界记忆名录》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韩国官民一体要求日本解决的慰安妇问题的认知度。
递交的“慰安妇”档案
符合申报标准
在此次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申遗中,苏智良参与了史料的遴选和整理,并提供了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到的24张日军拍摄的“慰安妇”照片。
苏智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中国“慰安妇”的档案申遗,是二战后亚洲地区第一次相关题材的申请,因此,在选择相关档案时,特别强调真实性、稀缺性和唯一性。内容上,“这次提交的材料多来自日方自己的档案,包括很多具体的数据都来自当年日本宪兵队自己的统计”。苏智良认为,“这样最有说服力。”
苏智良进一步详细说明:“例如在日本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的报告中,提到了江南地区‘慰安妇’人数以及日本驻军的情况,甚至还提到了镇江在1938年2月上旬,进入慰安所的人数、‘慰安妇’和军人人数的比例。”
苏教授透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专家认为我国递交的“慰安妇”档案符合申报标准,且中国不是慰安妇制度唯一受害国,还有一些国家也在酝酿申报,韩国已经在接触。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建议,曾经存在慰安妇制度、拥有慰安妇档案、有意申报的国家适宜明年联合申报。
呼吁多国合作
明年争取再次申报
苏智良参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已有23年,至今,他和他的团队已找到了166处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原址。
对于此次“慰安妇”档案的落选,他表示:“我是个历史研究者,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还要继续下去。面对失利绝不会泄气,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关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家有关多国联合申报的建议,苏智良表示赞同。他说:“我觉得‘慰安妇’档案申遗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抢救’这段历史,以及关怀和改善‘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况。我会呼吁中国和韩国合作,明年争取再次申报。”
据韩联社10月9日报道,韩国外长尹炳世8日在谈及韩日关系时称,“慰安妇”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大因素。而围绕申请“世界记忆”遗产,韩国也存在争取申报慰安妇问题的动作。今年5月,韩国政府决定成立“国际推进委员会”,并在明年3月之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为“慰安妇”相关资料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韩国政府表示,成立这一委员会旨在凸显“慰安妇”问题并非局限于一国的问题,而是发生在多国的战争时期性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