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花朵，开在村落才长久

□ 任然

9月11日至20日，成都举办第五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同时举行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展出超过1000项的国内外非遗项目。

9月13日，在非遗博览会上的中华民族传统技艺馆，杨文艺站在展示摊位前，手指快速地摆弄着一条绿色绳子，剪刀剪一下，再用打火机烧一下，一个仅拇指大小，仰着小脑袋的小乌龟挂饰，即刻成形，围观众人发出啧啧赞叹声。

这个年近40岁的男人，5岁跟奶奶学会了编绳子后，编绳子便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上学、当兵，从未中断，技艺日渐精湛。他现在已成这门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教授村里的妇女学习绳编技艺，还在村里开了个百平方米大的工作室。杨文艺所在的村子离成都不远，旁人问，“你咋不来成都开工作室呢？”杨文艺说：“长在地上的花朵，摘下来放在花瓶里，总不如在土壤中开得娇艳和长久。”

在中华民族传统技艺馆的对面是中国台湾传统技艺馆。年近50岁的台湾象鼻部落泰雅族人尤玛·达陆在这里展示泰雅族苎麻织布技术。在台湾，泰雅族织布技艺原已消失快80年。尤玛远渡重洋，执着地从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里，找寻泰雅族人民的记忆碎片。经过10余年的研究及找寻，使泰雅族苎麻织布技术得以再次延续。

和杨文艺一样，尤玛·达陆也没有离开她的村庄。她在当地成立了“象鼻部落野铜工坊”，先用原始的耕种、采收、抽丝、染色来染织，再用木质水平背带织布机来织造出五彩麻衣，以这种传统手作方式制出的纺织品，表达原住民想要诉说的族群故事。

编织纺织等传统技艺、民风民俗以及一些歌唱、舞蹈等表演艺术，这些无形的非遗，大多都和村落相辅相成。正如杨文艺生动的比喻：如果说非遗是朵花儿，那么村落便是她生长的土壤。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村落里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和7000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这些承载着民族记忆和精神传统的村落，正在消亡。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9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平均每天消亡200多个。

不过，政府已开始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早在去年，国务院便拨款100亿元用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开始对各省各民族地区的古村落进行全面调查认定。参加该项目的冯骥才日前透露，目前，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已联合认定了三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

非遗的核心是人，由人创造，由人传承，所以保护非遗和古村落，还要留住原住民。冯骥才曾为保护古村落疾呼：“古村落是另类文化遗产，留住原住民才能留住乡愁。”但如何留住村落里的人，似乎还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对此，在成都第五届国际非遗节期间举办的国际非遗论坛上，参加论坛的专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突尼斯文化遗产局局长说，突尼斯南部有一批窑洞，如中国陕北的窑洞一般，因为这些窑洞没有电没有水，基础设施和现代生活完全脱节，少有人居住，他发问说：“如何留住他们迁徙的步伐，或使得现代人还能够愿意住回小窑洞？”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端芳回答说：“很多人目前之所以选择现代化住宅，是因为被固封在了支配性的文化霸权之下。人类不是蚂蚁或者蜜蜂，只能根据基因结构来建造，只能有一种住宅模式。人类是复杂的动物，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只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意识到或发展出其他选项。”

卢瑞芳没有直接给出留住村落原住民的妙方，但她表示，根据人类的本质属性，相信未来人类还会选择回到村落中去。

民族语言也被视为非遗传承的“土壤”。论坛上，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说，中国境内生活着56个民族，今天仍然在使用中的语言有80种左右，但真正通行和广泛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已不到10个民族。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村落的环境承载，民族语言便无法传承，而一些通过口传心授的非遗文化也将渐渐遗失。

论坛上一位专家提到一部名叫《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甘肃裕固族一对小兄弟的寻根故事。小兄弟在爷爷去世后，骑着骆驼，穿过荒漠和戈壁，去找寻父母口中的家——那片水草丰茂的地方，然而一路上，尽是被废弃的村庄和古老文明仅存的印证。

据导演自述，电影拍摄时，主演中的一个裕固族孩子无法连贯地说本民族的语言，只能依靠年迈的裕固族人把对白录下来，一句一句地背诵。

这部电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已获两个国际重要电影奖提名，且将在今年10月在国内公映。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更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村落保护和非遗传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