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路
又是毕节,又是留守儿童死亡。
从6月到8月,这座城市已经接连发生两起留守儿童死亡的案件——
6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喝农药死亡;8月4日,毕节市纳雍县勺窝乡中心村的一双留守姐弟在家中被害,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据报道均为被害人的族叔,犯罪嫌疑人对警方承认,15岁的姐姐张某某死前曾被两人性侵,同村人还爆料,张某某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性侵,后对方以三万元“私了”。
两起命案,6个留守孩子。已屡次降临的“毕节之殇”,让公众为一幕幕悲剧的发生无比心痛。我们已无法想象,发生在暑假期间的这起案件中,一个15岁的女孩和一个12岁的男孩,忍受着亲人远离和身边人伤害的双重伤痛时,是在怎样的悲凉与恐惧中被“所谓的亲戚”残忍侵害以致死亡。
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山区的毕节,作为劳务输出地,每年有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由此当地产生大量留守儿童,也让当地儿童保护问题近年来屡屡进入公众视野——
2012年,五名男童垃圾箱内取暖死亡,让毕节儿童保护问题浮出水面。随后,毕节七星关区田坝镇先进小学校长杨大志性侵6名留守幼女事件、毕节纳雍县15岁留守学生因被多名同学围殴丧命,直至前述两起留守儿童死亡事件,不禁让人发问:以“毕节”为关键词的热点新闻,为何总集中于留守儿童?
毕节政府当然难辞其咎。治下儿童死亡、被害案件频发,仅将悲剧根源归于留守显然缺乏说服力,当地儿童保护机制为何总会失灵,才是应该追究的。仅仅说当地政府“不作为”,恐怕也不够客观——2012年年底,垃圾桶内取暖丧生事件后,毕节政府就承诺每年提取市、县(自治县、区)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8%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每一次事故出来后,相关工作人员总是撤的撤、罚的罚,处分起来并不手软;甚至在今年7月13日,纳雍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文章《毕节市留守儿童工作督察组到勺窝乡检查留守儿童工作》(即遇害留守姐妹所在地),公布专项进行检查的结果——两周后的今天,2名留守儿童遇害了。
在毕节,由一把手牵头召开的关爱留守儿童会议上,不断强调“知耻后勇”,我们毫不怀疑,在当地,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或许已不低于经济发展。但是,面对接连发生的案件,治理依然一次次失灵。
其实,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仅仅靠政府或从父母身上想办法,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要实现有效有序的综合治理,绝非靠“政府包打一切”就能完成。在逐步放开城市生活中户籍制度、学籍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隔离制度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应该让成熟的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主动参与进来,从微观层面入手,持续为不断变动中的家庭提供具体而有效的跟踪服务。
唯有如此,才会让综合治理变得更为有效和有力。那些长期生活在悲凉与恐惧的留守孩子们,才不会继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留守儿童保护的缺失,让一个个劳务输出地渐渐失去让当地持续发展的下一代。
一次次的毕节之殇,已是提醒——保护留守儿童,我们需要与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