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曼荻
刚住在新加坡的时候,租一间安身之屋。屋主是七十老妪,独住三房一厅。
老妪来自中国宁波,操着口听不懂的江浙话,而我的话她听得很明白。老妪,胖,面堆满皱纹。我常常望着那妇人黝黑皱褶的脸,想那其中一定沉淀了许多白昼的晴朗和夜晚的风雨。
老妪有5个孩子,2男3女。一个儿子在加拿大,一个儿子在英国,一女在印尼,两女在新加坡。老妪常常向我讲述她到世界各地的旅行,我半愣着静静看她,常常不知其所云。其实我更愿躲在房间里而不愿强装笑脸听老妪指手画脚的描述。
缴房租那天是老人每月最快乐的日子。我把从提款机里取出的崭新的锃亮的大钞给她,她数一遍,再数一遍,然点头谢我。我走回房间,偶然回头时,见她仍在数,一旦迎上我的目光,她会有些不好意思,我只是笑。交房租的日子我通常会得到特别款待。老妪或煮薏米水给我喝,或切薄薄的一片西瓜给我,甚至有一次是虾饺。她总是不管我态度如何,一股脑儿往我怀里塞。在渐渐习惯了每月接受一次特别的馈赠后,我也时时将自己的吃食送给她,她却总是拒之,界限分得不能再清了。
新加坡的一般家庭都会有全自动洗衣机,而她居然没有洗衣机。最初我坐在她给我的小板凳上和我泡在大盆里的衣服奋斗,然而两次之后便有些不支,败下阵来。晾衣的竹竿更不堪那拧不干的湿衣而折断。于是我下了决心,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请老妪同用,她屡次摆手,还警告我机器很容易将衣服洗坏的,不如手洗的衣服几十年穿不破。笑笑告诉她我的衣服还没等穿破就到了换代的命运,老妪则一脸的茫然。居然有一次老妪拿了床单来,听她讲了许久,终于明白她是要我帮忙洗。我赶快接了过来,可算找到机会向她献殷勤。
白天,她总是躺在她的摇椅上看电视。我走后只有她独自在屋中养神。有一次忘了东西在家,便在不该回家的时候返屋,老妪睡姿惨不忍睹地在摇椅上睡着了,电视机声音大得震人,我开门进去时吓了一跳,看老妪淌着口水,我赶快拿了东西做贼似的偷偷溜掉。
客厅里的东西每天在移位。每天下班回去都有新感觉,我知道又是老妪的杰作。她每天在家总是看着家具发呆,不知她脑袋里在想什么。
老妪不识字,自己的名字看不懂。每天从信箱里拿出的信摊在桌上请我辨认。然而老妪会说广东话,上海话,普通话甚至是英语。虽然她把很多话混在一起讲总是搞得我晕天雾地无所适从。但我还是钦佩她运用语言的自如,我相信语言是锻炼出来的。
老妪最得意的是小女儿。我渐渐猜懂了她的综合语,知道了她小女儿嫁了一美国人,老妪称为鬼仔。儿子则是娶了菲律宾女人。她常以和鬼仔父母对话为荣,而耻于谈菲律宾儿媳。老妇常拿了她的曾孙、孙女的照片给我看,我竟不敢信那混血的小童和老妇是有血统关系的。
有一天回家老妪拿了一封信给我,讪讪地说是其弟从中国寄来的。我看了上面的中文名字,蛮乡村味的,那原本是老妇的中文名字。她说她只认得三个字——她的名字。
我读了那信,其弟讲了他在中国的情况,说孩子们全上大学了,但他的晚景不好,问姐姐可不可帮忙。老妪皱了眉:他又要钱?随即她拿出许多水果犒赏我,试探着问我可不可帮她写回信。我自然答应。
然老妪始终没有让我写那封回信。她的孩子们都只会讲方言和英语,不会写中文的,不知她怎样回信,那封信终是不知所终了。
日子很淡,房东还会再换,以后居所也不知何处,只是渐渐对老妪有了怜情,便写了一些感性的文字来,好在老妪是不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