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传下的家风让我坚守讲台

瘦弱的朱幼芳扶着护栏，步履艰难地走进位于二楼的教室。教室里，38名孩子坐得整整齐齐，等待着她的到来。

比起别的老师，除了粉笔和讲义，朱幼芳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具——一条从黑板左上方垂下的绳索。由于身体不便，站立几分钟就会摔倒，学校特许她可以坐着讲课，但在黑板上板书时，她仍需要起身，这时，这根绳子就派上了用场，她需要拽住这根绳子，将身体缓缓撑起，才能完成书写。

依靠这条“拉力绳”和板凳，不断地起立、坐下，一堂45分钟的数学课，对于朱幼芳来说，也是一场艰苦的体力劳动。

49岁的朱幼芳，是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上罗学校二年级的数学教师，从教已有31年。2013年，她被查出患有极其罕见的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症。这是一种目前医学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症，一旦罹患，伴随着小脑萎缩，患者的身体各项机能一天天丧失，最后甚至连睁眼、吞咽和呼吸都无法完成。

随着病情的加重，朱幼芳的平衡能力渐渐衰退，身体渐渐失去力量，连行走、站立、抬手、回头等常人最基本的动作都变得吃力，下课后，她只能紧紧贴着墙面或死死握住栏杆，等待人群散去，再慢慢下楼。看到朱幼芳的状况，大家都劝她病退回家休养，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舞台，我不能放弃。”因为舌头开始萎缩，朱幼芳声音微弱，语速缓慢。

为了解决站起来写板书的问题，朱幼芳让同在学校教书的丈夫黄鹤鸣为她专门安装了一根“拉力绳”。两年来，朱幼芳每天左手拉着绳子，右手握着粉笔，上完每一节课。

朱幼芳每周排了16节课。学校人手不够，朱幼芳的课每天都是两三节连堂。尽管强度不小，但她却不敢多喝水，因为极易呛咳不止，加上厕所在楼下百米开外，她只能有意识地控制饮水量。

每晚备课，朱幼芳都比其他老师多花一两个小时。

因为说话不便，她精心设计了一些小环节，讲课时用道具代替说教。她还刻意反复练习发音，保证音量够大，能让孩子们接受。

“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一上课就有劲了。只要我能动一天，我就多上一天课。”朱幼芳说。孩子们也很懂事，知道她活动不便，下课后都抢着帮她倒水擦黑板。

朱幼芳的病，来自于父亲的遗传基因，而她对三尺讲台的热爱和执着，也同样来自于父亲。

朱幼芳出身于教师之家，父亲朱必潮也是一名教师，曾在松墩小学、丰收小学等农村学校担任过20年校长，一辈子教书，一辈子敬业。

上世纪90年代，朱必潮患上与朱幼芳相同的疾病。朱幼芳曾亲眼看到，父亲从身体不平衡，到行走摇晃，再到说话困难、瘫痪在床，直至最后因器官衰竭逝世，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2006年去世时，父亲只有63岁。

父亲去世8年后，朱幼芳通过基因检测证实自己遗传了父亲的罕见病。

得知自己患病后，朱幼芳曾经一度绝望，然而，生前父亲拄拐上课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被病魔折磨了十几年，也与病魔斗争了十几年。患病之初，朱幼芳劝父亲退休回家，可父亲坚持带病上课。

“我腿脚是不方便，但脑子还很好使，活一天就要教一天书！”朱必潮曾经这样告诉朱幼芳。

“父亲传下的家风，就是支撑我的动力。”朱幼芳说， 从18岁选择踏上讲台开始，她就希望尽量把这个教育世家的书香延续下去。

朱幼芳曾经经历中考失利，找工作受挫折，父亲总是告诉她，人不能怕困难，越是逆境越不能退缩。后来，朱幼芳考取师范，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获得高级教师职称。

患病之初，学校考虑到她的病情，多次劝她休息，并且工资待遇不变，朱幼芳拒绝了，“我还守得住三尺讲台，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她开始每天坚持练习走路，并重新计划自己的工作，患病后，学校将她安排到较为轻松的学前班教学，但她仍主动要求承担课时更多、压力更大的高年级教学任务。为了上课方便，她甚至把家安在了学校，在校长办公室张贴的2014年考勤表上，她没有一次缺勤记录。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活一天就要发一分光、一分热，如果身体允许，我想干到退休。”朱幼芳表示，“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讲台，我只希望还能住在学校，哪怕每天只是看看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