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棚村”里的“北漂农”

■ 本报记者 史玉根

在北京郊区生活着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来自于外地农村，数户、十数户为群，聚居于大棚蔬菜种植地，被称为“北漂农”。春节前夕，记者走进位于昌平区南邵镇张各庄的一个“大棚村”。

举家“北漂”，就为家人能在一起

坐落在张各庄村外的这个“大棚村”，占地约20来亩，一道砖墙围成，里面建有10个温室大棚和一排简易平房。大白天，“村”里不见一个人影。有生人进“村”，几条被铁链拴着的大狗便狂吠起来。

徐先生和王女士正蹲在大棚的菜地里干活。“狗一叫，就知道有外人来了。”王女士一边说着，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将油菜从地里一棵棵拔出来，装进身边的塑料框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光温室大棚，约一亩多菜地，分成若干小块，种植着油菜、蒿子秆、香芹、西芹等蔬菜。午后，阳光透过棚顶的薄膜倾泻而入，棚子里温暖如春。

徐先生身体清瘦，王女士显胖，两人的脸却是一样的黝黑。这对夫妻看上去50多岁，但实际年龄略小。“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菜是怎么种出来的，你们来看看也好。”徐先生站起来，伸了伸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吸了起来。烟头在他身边扔了一地。

棚里的一块空地撒了一层粪土，徐先生说，那是他们刚刚从附近养殖场买来的有机肥。“我们用的都是有机肥，不敢用化肥，太伤土，农药也很少打。”

两口子来自河南省固始县徐集乡王脑村。20世纪90年代，徐先生一直在南方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妻子不能随行，留在家里种地、照看儿子。2002年，两口子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北京，在北五环外的昌平区东小口租了一亩多地种蔬菜。因为到北京上学难，他们把儿子留在了老家。直到初中毕业后，儿子才来北京与父母团聚。

徐先生说，他们老家人多地少，工业企业也不太发达，中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他们一家在老家只有三四亩承包地，无偿让给了兄弟耕种。“来北京种菜主要是为了家人能在一起，常年分离，不像一个家。”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13岁，儿子结了婚，生了小孩。一家三代都生活在北京。

生活不容易，但懂得知足常乐

这天，他们的儿媳小王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回“大棚村”，这让年轻的爷爷奶奶一整天都有点儿兴奋。

小王也是固始县徐集乡人，初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前年在老乡撮合下与徐先生的儿子谈上了恋爱。婚后，小两口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去年才搬到小徐打工的地方——昌平区崔村镇租房单过，小徐上班，她在家里带孩子。崔村离这个“大棚村”不太远，交通也方便，她经常抱着孩子回“大棚村”玩上一两天。

徐先生和王女士在老家主要种水稻，种蔬菜特别是大棚蔬菜并不太在行，摸索了一两年后才上手。在东小口那几年，他们夏秋种露天菜，到了冬天，就搭上一个小棚种温室菜，收入仅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4年前，他们来到张各庄，从当地一个承包户手里租了两个大棚（每个大棚每年租金8000元），菜地面积增加了，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

“每天早晨六七点就要起床，给大棚揭保温被、开天窗透气，接下来，整理头天拔的菜，等人上门来收。”白天，徐先生在家忙地里的活儿，王女士用电动三轮车拉一车菜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去零卖。零卖价格比批发要高一些，每次去都能把菜卖完。她常年在那里卖菜，当地居民很多都认识她，对他们家种的菜放心。

种菜是个细活，天天闲不住。徐先生和王女士到北京十多年，除了天安门、鸟巢等几个地方，其他景点都没有去玩过。如果没有重要事情，老家更是难得回去一趟。每年的春节也只能在北京过。前些年，他们接父母到北京过了几次春节。近年老人腿脚不太方便了，不想再出远门。今年春节，他们也不能回家，准备寄点钱回去，算是对老人尽份孝心。

王女士给记者算一笔账，种菜一年的毛收入大约四五万元，除去两个大棚的租金、生产投入、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所剩并不多。“和在工厂打工差不多吧，就是比打工稳定一些，自由一些，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起。”

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

下午4点多钟，他们的女儿小婷回家了。在北京长大的小婷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正在附近一所民办中学读初中，成绩不错。她说，初中毕业后就回老家去念高中，参加高考。

除了老徐一家，“大棚村”还住着四户菜农。他们也都来自河南固始县农村，也几乎都是举家“北漂”。

胡先生今年40岁，是这里年龄最小的户主，来北京也有十多年了，刚来那几年，他和妻子收过废品、开过超市，2010年才到张各庄种菜。也是考虑到生活成本和上学问题，他们把大儿子留在老家继续上学。每年暑假，孩子会来北京和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寒假和春节因为时间太短，只能在老家过。孩子常年不在身边，成了胡先生和刘女士的一块心病，他们生怕孩子在老家有什么闪失。

今年，他们的小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们准备送他到附近的民办小学校上学，虽然每年要交一笔为数不菲的费用，但他们觉得留在身边放心。至于以后升初中会有什么变化，只能到时候再说了。除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胡先生没有觉得在北京种菜不好。“在老家也得干农活，就那三四亩地，饿不死，也活不好，还不如在这里种菜强。”

太阳西斜，室外寒意渐浓。

一个中年妇女从平房里跑出来，一边拉紧外衣拉链，一边说“冷呀！冷呀！”，然后吆喝着，在院子里追赶着一只母鸡，把它关进笼子里。“大棚村”的简易平房既没有暖气，也没有装空调，只有几个窗口伸着煤炉烟筒。记者问那位赶鸡的妇女屋子里是不是很冷，她回答说：“比外面暖和。我们晚上睡得早，盖上被子就不冷了。”

两个中年男子跑来跑去，忙着给自家的大棚盖保温被。保温被是用棉絮做的，由自动卷帘机驱动，只需摁一下电钮，10分种就全盖上了。

戎先生给自己家的大棚盖上保温被，正闲着，走过来和记者聊起来。

他今年50岁，看上去很硬朗，前些年，他一直在苏州打工，也是为了家人能在一起团聚，才举家来北京种菜。如今，他们一家四口——他和妻子、儿子、儿媳都住在“大棚村”。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去年结婚，新房就布置在“大棚村”的简易平房里。

走进他们的家，记者看到，“客厅”放置着三四成新的沙发、茶几等二手家具，墙上挂着两个新人的婚纱照和彩色纸带，虽然陈设有些简陋，但屋子里透着几分温馨和喜庆。“家人在一起，到哪儿，哪儿就是家。”戎先生开朗地笑道。

在农村，儿女成了家，通常意味着父母最大的人生任务已经完成，该“退居二线”享清福了，但戎先生不以为然，“任务是完成了，可口袋里的钞票也没有了，还得干一些年，实在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吧。”

他告诉记者，他们在老家有一栋两层楼房，那是他们前些年打工和在北京种菜挣钱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