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寄宿：痛与路

在广西兴安漠川乡协兴小学，一名寄宿女孩在课桌上吃午餐。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啦井镇大山箐完小的寄宿学生。

沛河中学学生宿舍一角。（本报记者王蓓/摄）

编者按

“没有借阅室，没有课余活动，没有生活老师……”近日，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将“撤点并校”后的教育问题再次拉到人们眼前。报告通过走访河北、四川、湖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从心理状况、课余生活、学校环境等多个层面展示寄宿生生活实景，揭示了寄宿制学校学生面临多方面的健康危机。报告显示3000万寄宿生的心理状况、住宿环境、营养发育等都令人堪忧。

对于寄宿生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为了顺应学龄人口大幅减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形势，政府决定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质量，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此后地方政府纷纷制定本省区内“撤点并校”政策。但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卫生、校车安全、宿舍安全等问题。尽管在2012年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叫停“撤点并校”，但农村寄宿生这一群体面临的问题并未马上改善。

那么，农村寄宿生的现实情况如何？1月26日，本报记者来到安徽省长丰县杜集乡，选取该乡两所寄宿制初中进行实地探访，以了解寄宿生们的身心发展状况、学校实行寄宿制后的办学状况以及现实困境。

安徽省长丰县，江淮分水岭横贯县境。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星罗棋布于这座“手掌”状的狭长县城中的14个乡镇，集中着全县数量超过60万、占总人口近九成的农业人口。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打工潮的兴起，这里的农业人口和学龄儿童逐年递减。从2006年开始，为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该县在“撤点并校”的基础上，在初中教育阶段探索寄宿制学校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具备寄宿条件的乡镇中学共23所。

“寄宿生三分之二是女生，留守儿童占大多数”

杜集乡，位于长丰县最东北角，与定远县搭界。从长丰县县城出发到杜集，乘车也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里是长丰最偏远的乡镇”，全乡近半数农业人口外出务工。

沛河中学和杜集中学，是目前该乡仅有的两所公办初中。2008年和2012年，两所学校先后试行寄宿制，财政投入上千万元，在各自的学校建起四层楼的学生公寓和宽敞的学生食堂，分别可容纳300多名学生寄宿。

祁军是沛河中学校长，今年已经是他在沛河中学的第十个年头。

2010年10月，学校新建成的学生公寓投入使用。在学校倡议、学生自愿的基础上，200多名家距离学校5公里以外的学生和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孩子，住进学校。

“刚开始，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啊。”说起4年多前刚试行寄宿制的几个月，这位面皮黝黑、笑声爽朗、说话直言不讳的校长，微微皱了皱眉头。

对于长期以来只需要关注教学质量，“学生放学走完，校门一关就完事”的公办学校来说，寄宿制，意味着他们必须一下子将200多名学生从周一到周五在校期间的吃饭、住宿和人身安全全责担负起来。“这给学校的管理和办学，增加了数倍的难度。”

给寄宿生增加早、晚自习，安排教师负责带班自习、补课；从学校现有教职工中抽调人手负责晚间在学生公寓值班、巡查，负责寄宿生在校期间人身安全；为新建的学生食堂招募“放心”的承包商和员工；此外，还要随时随地为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查缺补漏……一连串的举措，让祁军一时间“焦头烂额”，“每天都揪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就怕电话响，生怕出了什么事。”

如今，沛河中学学生总数不到600人，高峰时寄宿生总数近3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生，留守儿童占绝大多数。我们一直在尽心尽力照顾这些孩子。”祁军这样告诉记者。

相比祁军，从沛河中学副校长调任杜集中学校长一年多的杜学树，显得轻松一些。过去一年里，他为财政投入400万元建成的校食堂，购买了现代化的锅灶、厨具、消毒柜，专门聘请两个人为孩子们做饭；为2013年9月刚投入使用的学生公寓安装了防护栏、摄像头，解雇了“不太用心”的宿舍管理员，改由学校教职工轮流值班，每晚50元的值班费，从学校公共支出中支付。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如今这所学校只剩下360多名学生，高峰时住校生也只有180人。

在两所学校的宿舍里，记者看到，男生和女生在不同的楼层住宿，每个楼层都安装有大门，“孩子们晚上自习结束后回到宿舍，有老师负责巡查、点数、关闭大门，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开门。”学生们自带被褥，每间八人居住的宿舍配有八个柜子，可放私人物品。两张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孩子们的洗漱用品。

“特别想家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下”

从2013年上初一起，小微（化名）和李然（化名）每天的生活，都是从5点45分起床开始——每天6点钟开始早操，各班的班主任都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之后到7点40是早读时间。

一年多的寄宿生活，让孩子们比其他“走读生”更早学会了独立生活。

女生小微和男生李然都是14岁，留守儿童，今年读初二。

其实，对于寄宿，两个孩子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家离得远，骑电瓶车还要将近1个小时的路程，让在外务工的父母对他们每天往返路上的安全格外担心。所以，升初中后，对于学校“寄宿”的建议，父母们干脆的答应下来。可即便这样，对于真正到来的寄宿生活，两个孩子依然经过了“挺长时间的适应过程”。

总爱说“自己本来就挺独立”的小微，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下面还有10岁的弟弟。哥哥上到初二就辍学外出务工，她自然而然担当起姐姐的职责，洗衣、做饭、各种家务都难不倒她。

“最难过的是想家。初一刚开始，一到晚上，整个宿舍的女孩都会想家，有的闷在被子里哭。”这样过了几天，自称“独立”的小微也被“传染”。

“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下。”说起自己最低落的时候，外表懂事的小微依然带着笑意的双眼，微微泛红。

其实，沛河中学也有两位心理老师，一位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一位正在考。但是，有了心事的学生们一方面担心老师太忙、不好意思总打扰她们；另一方面也觉得“老师并不太懂我们”。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会选择相互安慰或者其他方式排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中大部分都拥有手机，除了与父母通话，“QQ”是她们最常用的手机功能，也占据了孩子们不少的课余时间。“跟陌生人聊聊心事，他们也许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可以做个倾听者，这样也就够了。”采访中，不少孩子这样表示。

与小微不同，寄宿生活让李然感觉最痛苦的是三件事，起床、洗衣服和失去了自由。

寄宿，会让男孩们想家，也会有些小小的兴奋。最初的一周，李然和同宿舍的男孩，几乎每晚都在“想家或者打闹到很晚”中度过，到了第二天早上又必须准点起床，经常是“从起床到早操再到走进教室自习，都像在梦游”。

初一上半学期，李然和寝室里的几个男孩，连袜子都没洗干净过。“一进寝室直接被一股臭味熏出来，床铺也是乱七八糟。”没有生活老师，年轻的班主任陈梅只能充当这一职责，手把手地教，“跟半个妈妈差不多”。

“辣条等小零食是学生们最爱吃的”

沛河中学和杜集中学是公办学校，住宿全免费。每周，家里唯一需要为孩子们准备的就是生活费。数量多少，全由各家经济条件决定。

小微家里孩子多，母亲没有工作。一年多来，她每周能拿到的生活费是50元。每天2元的早饭、3元的午饭、3元的晚餐，到周末还能剩下10元钱。她会到学校食堂角落的小卖部，买上零食，带给一周没见的弟弟。

小包装的辣条、火腿肠……是小微买得最多的东西。其实，这些价格五毛或者一元的零食也是小卖部里的“主打货品”。用店主李艳的话说：“农村的孩子家庭条件不好，进贵的零食也卖不出去。虽然最近都说辣条吃了对孩子的身体不好，但这是孩子们最爱吃的。”

李艳同时也是学校食堂的承包商。食堂的早餐是2元、3元，“6个包子外加一杯豆浆或者稀饭”。最初，李艳也做了茶叶蛋，“一块钱一个，不过农村孩子都舍不得买，现在就不做了”。至于牛奶，可是“农村孩子舍不得消费的奢侈品。”

午餐，3元一份的米粉，4元一份的一荤两素、5元一份的两荤两素。“鸡鸭鱼肉时不时地换花样，吃哪种，全看孩子们愿意花多少钱”。晚餐，则是跟早餐差不多的包子、稀饭。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像小微一样将生活费规划的很好。李艳告诉记者：“经常看到孩子们每周前几天大手大脚花钱，零食一买一堆。到了后两天，甚至连吃饭、回家的钱都不够。”

李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李然父母都在南方务工，家境相对富裕，每周都能从爷爷那里拿到80元。

“从没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开心死了。每天吃完饭就去小卖部买零食，买了还要请同学吃。”结果，“没两天就只剩下20块钱，扣除回家坐车的钱，剩下几天饭都没吃饱。”

这样几次之后，李然“学乖了”，每周钱一拿到手就按天数规划好。“不过，现在班里还是会有几个人平常爱乱花钱，一到周末就到处借钱。”李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班里前十名还是走读生较多”

这几年，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多、办学条件的改善和师资力量的增加，不少乡镇中学也开办了社团、建起了活动室。沛河中学和杜集中学也不例外。

从2009年起，两所学校分别陆续增加了20多位特岗教师，原本缺位的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的老师充实进来。也让音乐、美术、书法、文学、乒乓球、足球、篮球等多个社团开设，“寄宿生们在上课、自习、补课之外，也多了去处。”祁军告诉记者。

小微爱好书法和文学。不上课的时候，她会跟学校书法社的小伙伴们练练毛笔字，再去小图书馆借几本散文带回寝室看。李然则喜欢科幻小说、踢足球、打乒乓球。

不过，这偌大的、整饬如新的校园并没有校医务室。平时，班主任会根据天气变化提醒孩子们注意增减衣物。

尽管如此，家长们依然有自己担心的问题。每周跟在外务工的父母通电话时，李然的母亲总要叮嘱儿子，在学校要好好学习、课间不要跟同学打闹、周末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少吃零食……

有的学生表示，寄宿可以避免上下学路上的不安全因素、比“走读生”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这样，你们的学习成绩是不是比‘走读生’更好？”面对记者的问题，孩子们沉吟了一会儿说：“班里前十名还是‘走读生’比较多。”问到原因，孩子们七嘴八舌，却说出了近似一样的理由：他们父母在家，平常回家有人管。

采访中，孩子们也会说起自己繁杂的心事，比如会想念爸妈、偶尔会跟同学闹别扭不知怎么处理。

在寝室洁白的墙上仍留有已经毕业的师哥、师姐们的心情故事： “我的愿望是中考考个好成绩！”“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学生们也会说起因为“寄宿”失去自由后的不适应，从周一到周五在老师严格管制下的学习，但是周末回到家，没有父母“盯梢”时，完全不想拿起书本的倦怠。

从最初的手足无措、日夜想家，到如今对寄宿生活的习以为常，孩子们无法说清是否喜欢寄宿。面对记者的问题，他们大多会害羞的笑笑，“不知道” “没想过”，是他们最常说的几个字。

“生源流失严重，公办学校寄宿制难以为继”

吴彪，长丰县教体局副局长，曾长期分管校园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在长丰县乡镇中学中开展的寄宿制探索，就是在他的主管下进行的。

“目前，长丰县拥有沛河、杜集中学这样相对优越的寄宿制条件的学校有7所，更多的是主要满足学生中午就餐需求。”吴彪告诉记者：“在地处平原、丘陵地区的长丰县推行寄宿制并非易事。”

“首先，这里是传统农业县，近年来生源流失严重，老百姓对教育重视程度差异很大。”吴彪说，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一部分不重视教育的家长，对孩子读书不管不问，是否寄宿、寄宿是利是弊，他们并不关心；随着外出务工者在城市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一部分重视教育的家长更愿意将孩子带到打工地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或者花钱将孩子送到“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

“他们从心理上可能会认为学校在管理上不会太好，所以，不少人对公立学校的寄宿制并不认可。”吴彪同时表示，“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禁止以任何名目收取费用，国家财政投入只能用于包括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能用于增加人员工资或者发放福利，对教职工积极性难免有影响。学校的公共支出按学生人数给予，学生流失越多，公共支出越少，很难像收取高额费用的私立学校一样，聘请更多教职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事无巨细的管理。长此以往，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寄宿制可能难以为继。”

记者在沛河、杜集两所中学采访时也了解到，这里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大多身兼多职——除正常授课外，还兼做寄宿生们的生活老师、心理老师，“从早上6点早操开始到晚上11点巡查宿舍结束，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身心俱疲”，这是老师们共同的感受和无奈。

因为地处偏远等各种原因，这几年沛河中学教职工流动很快，“每年都会有五六名老师离开这里。”2009年来到学校成为现聘教师的陈梅告诉记者：“5年里，学校的教职工已经更换了一半。到目前为止，能带满三年一届学生的老师屈指可数。老师更换太过频繁，其实对教学的延续性和学生情绪也会有很大影响。”

再过一个星期，30岁的陈梅会趁着寒假，回到家乡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他在南京工作，两地分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说话的时候，陈梅重重地皱了皱眉头。

（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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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称

农村寄宿生成长环境堪忧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十年“撤点并校”，共减少学校37万所，绝大多数是农村学校。基础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数量为3276万,其中小学近1100万,初中近2200万,近 60%是留守儿童。

《报告》提出农村寄宿制学校面临的几个急迫问题。首先是学校一味地以“上课、上自习”为替代管理方法，以安全为由基本不安排课余活动。寄宿生作息安排表明,住校生全天学习时间普遍超过了10节课,远远超过国家规定低年级每天不多于6节课、中高年级不多于7节课的规定。

《报告》提出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令人担忧。调查发现他们负面情绪较多，孤独感强烈。其中低年龄住校生的适应问题尤其突出，缺乏疏导。在调查中，有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17.6%的青少年存在抑郁问题。

在宿舍环境方面，《报告》提到“普遍呈现出挤、险、臭的状况”，寄宿学校普遍不配备储物柜、窗帘等设施，对学生身心都产生负面影响。学校的营养意识和基本医疗都很薄弱。寄宿制学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矮六至十厘米，寄宿制学生平均体重比同龄孩子轻三至九公斤。

《报告》发现，寄宿生普遍一周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两到三天吃一顿肉,不喜欢吃蛋奶,爱吃“辣条”。得病了就扛一扛,于是住校生们有一些特有的高发性疾病，比如皮肤疾病、中耳炎、扁桃体炎、蛀牙。住校生的睡眠状况同样不佳。普遍睡眠时间少，质量差，入睡慢。

《报告》没有提及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估，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明确表示，“已有确凿的调查，显示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低于走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