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散淡还原苏北的文化意蕴

王尧用散文化的笔调完成的小说《民谣》，结构松散得将主要情节淡化到了以苏北的舍、庄、镇的方位图结构而成的风俗画里，他难道不知道如此写法很容易流失读者吗？恐怕他更在意的是，用小说留下苏北的文化意蕴。

■ 吴玫

长篇小说《民谣》的作者王尧的成长轨迹，应该是从苏北东台农村中学毕业后，考上当时还是江苏师范学院的苏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今天成为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民谣》的结构有些不同寻常，已经煞尾后，又附上了小说的叙述者王大头王厚平声称写在中学作文本里的一些旧文字。其中一封给苏南师范学院的代笔，王厚平为其做的注解中明确提示道：“世事如梦，我后来也考上了苏南师范学院读书”，这一笔，几乎坐实了《民谣》为王尧自传体小说的事实。

读一篇小说，何以要计较作者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从东台出发落地在天堂苏州，王尧有没有感受过当地人对苏北人的歧视？

那天去看父母，与毗邻而居的姑姑聊了很长时间，得知我早逝的爷爷和93岁才驾鹤西去的奶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从高邮农村到上海投亲的苏北人。其实，“苏北人”这个概念不需要姑姑强调，我小的时候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苏北人在上海始终是特殊的存在。他们穷他们锉他们从事的都是城市里最低级的职业，比如卖菜卖早点扫大街……那时候，青年男女通过红娘寻找另一半时，都特别计较对方家庭的籍贯，如若对方父母都是苏北籍自己又是浙江人、苏南人、山东人、东北人等等非苏北籍，相亲这件事就会到此为止。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这30年里，我始终被歧视苏北人的风气裹挟着，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认知：苏北的贫瘠是全方位的。

5年前，离开家乡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老父亲想要回去看看，再三阻拦都不能让他放弃回家的愿望后，我只好做了陪同。汽车沿着大运河旁通畅的道路行驶时，车窗外的风景很是不错。可是，一旦拐进乡道，眼前所见就让人泄气了。进入那个叫东吴庄我爸爸长大的村庄后，老人家走进早已不相识的老乡家里聊起了很多年前的往事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则被他不经意间吐露的“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嘀咕，深深地刺激了，所以，就躲进车里等待老爸爸宣泄他的怀乡之情，根本就没打算走进东吴庄四处看看。

“‘村庄’这个词在多数地方往往是连在一起说的，可我们不是这样的，村是由庄和舍组成的。庄子之外的地方叫舍，舍在农田之中。城里人说‘农舍’，我们自己不会加‘农’字，如果叫农舍，庄子就叫农庄了。”在《民谣》里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愣怔了半日：那年我在东吴庄，为什么不去四处走走？那样的话，我大概就不必等到王尧先生的《民谣》在2020年第6期的《收获》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才意识到，就物质条件而言，苏北是贫瘠的，可是，从文化积淀的角度看苏北，也许那里有着属于苏北的丰腴，而时不时出没在《民谣》里的只可能与苏北方言勾连在一起的俚语，则让我的遗憾又增添了几分。

“卷四·5”，作者细致描述了苏北冬天之冷后，写道：“奶奶可能是个例外，她双脚踏在铜炉上，双手焐着汤婆子”。且不说，这铜炉和汤婆子于我都不陌生，将蚕豆放进脚炉里煨熟，我们这些由奶奶带大的孩子也没少做过，所以，读到“我”被奶奶提醒“吃多了会放屁”时，会心一笑，再读到“宁可堂前失礼，不能忍屁受慌”，我竟然下意识地抬头四顾。没错，类似的话语我奶奶在的时候没少对我们说。

仅举的两例，远不能涵盖我奶奶说过的类似俚语的“卷四·9”写到，梅儿的爸爸经常家暴梅儿的妈妈，理由之一是他嫌弃梅儿的妈妈是个瘸子。“我”的妈妈因此背后经常痛斥那个不尊重女性的男人：“还嫌人家什么，你自己是个破锅子，还嫌人家豁锅盖”。我奶奶通常将此说成“坏锅盖配烂锅子”，意思难道不一样吗？

丰富性，比如，隔壁小男孩冒冒失失，我奶奶会说他“麻里透风”；又比如，小叔叔急不可耐地想试穿新买的解放鞋，我奶奶会揶揄他“烧虾等不到红”；再比如，后弄堂的王伯伯喜欢夸夸其谈，背地里我奶奶会一撇嘴，“嘴大鼓说大锣”，等等。

可惜，奶奶妙语迭出的时候，我正处于最逆反的年龄段，所以，不要说将奶奶说过的俚语记忆下来了，只要一听到奶奶说那样的话，我总是用刚从课本上学来的成语反驳她。有一天晚上，我就着微弱的灯光修剪手指甲，我奶奶看见了说我“又在招鬼咬手指了”，我反感地说奶奶您又迷信了，正好被路过的爸爸听到，他生气地告诉我奶奶话中有话：“灯光太暗，容易剪到手”。好像就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琢磨起奶奶的“金句”，可惜的是，那时我还做不到有意识地记录奶奶的话，到今天记忆中原本就不多的奶奶说过的话，都被貌似时髦的话语覆盖了。

还好，奶奶立下的家规，不少在我已经成为下意识。就像《民谣》中所写：“‘你喝粥的声音太响了。’这是奶奶最早对我的提醒。奶奶开始训练我，家里人不到齐了，不好开饭；吃饭不能有声音，筷子只能伸到菜盘子靠近自己的这一边；吃好了要对长辈说慢慢吃，不能起身就走，起身时要说您坐稳了……”最后一句，也许是以前围着饭桌的多半是长板凳的缘故吧？

无论如何，王尧写在《民谣》里的苏北民间的吃饭礼仪，都是真实不虚的，由此我想到，王尧用散文化的笔调完成的小说《民谣》，结构松散得将主要情节淡化到了以苏北的舍、庄、镇的方位图结构而成的风俗画里，他难道不知道如此写法很容易流失读者吗？以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期正式出版的小说研究为正业的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岂能不知道？可他恐怕更在意的是，用小说留下苏北的文化意蕴。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气和落后成为苏北的印戳后，我们已经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里的“养”字，一定包含着只属于那片土地的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