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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婚”现象引发持续关注，除其所反映的新型婚嫁文化之外，也暗含着民众对子女姓氏的选择策略。近年来，围绕孩子“随父姓、随母姓”的讨论也一直存在，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姓氏制度。传统社会，妻冠夫姓制度、子女随父姓为主流，反映了“女性人格”是通过婚姻实现的。近代，夫妻异姓制度逐渐确立，子女随母姓亦开始不再作为“污名”出现。21世纪以来，婚姻模式进一步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姓氏制度有了更多元的形态。
■ 孙慧娟
近日，“两头婚”现象引发广泛关注，除其所反映的新型的婚嫁文化之外，也暗含着民众对子女姓氏的选择策略。近年来，随着女性地位逐步提升，婚育文化有所改变，加之长期以来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围绕孩子“随父姓、随母姓”的讨论也一直存在。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姓氏制度。
子随父姓姓氏制度的确立与内涵
姓氏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它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个人姓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承载着多重价值，蕴含着男女两性关系的较量。作为夫妻姓氏制度的衍生物，中国子女姓氏经历了从母姓-从父姓的历史演变，两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是决定这一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传统社会，妻冠夫姓制度、子女随父姓为主流。姓氏制度产生于母系社会，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对族群延续的特殊贡献决定了这一时期“姓氏从母亲之处而来，并从己身传递”的特点。因此姓氏制度在产生之初就不仅具有区分血缘的功能，还承载着身份和财产等多重价值和意义，在家庭关系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类社会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过程中，衍生出男尊女卑制度，女子受教育权被禁锢、参政权被剥夺，一生无所知、足不出户、困守家庭，受男人豢养，一生荣辱富贵皆仰仗于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姓氏制度经历了自随母姓到随父姓的历史演变过程。
小农经济和父系家族制的建立是推动随母姓—随父姓这一演变的重要力量：男性逐渐取代女性在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女性则相反，逐渐失去了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需要依赖男性生存。这个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建立，妻依夫住所为住所，婚姻制度的变化使父亲身份的确定成为可能，所生养子女也从归母族所有变为归父族所有，世系以父方为准，随着世系的改变，姓氏应用的规则开始转向，冠姓从随母姓向随父姓转变。这一时期不仅子女姓氏随父姓，而且在夫妻姓氏制度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在民众生活中都以“已婚女性冠夫姓”为主，以示“夫妻同体”、男性在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婚姻以聘娶婚为主要婚姻形态，这种婚姻形态简单来说就是“男娶女嫁”：男性迎娶女性到男性家中成婚，女性以夫之住所为居所，即通常所说的妇从夫居。
这种婚姻形态造成的结果是：夫因婚姻关系而代替父成为了妻的尊长，妻从父家长权的统治之下转移到夫宗家长权和夫权的统治下，已婚女性冠夫姓，就是这种身份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已婚女性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也不再归本家所有，而归夫家所有。除此之外，婚姻缔结对男女两性的家庭地位也带来了不同影响，体现为夫与本家的关系不因婚姻而发生改变，妻则因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发生了与本家的疏离：女性在未出嫁之前在本家的长幼名分并没有因性别而受影响，兄姊的法律地位高于弟妹。
妻冠夫姓制度是父权制偏好力量在传统习俗中的体现，反映了“女性人格”是通过婚姻实现的，女性需要借助丈夫的身份才能体现自己的地位。
近代社会子女随父姓局面有所松动
近代，夫妻异姓制度逐渐确立，子女随母姓亦开始不再作为“污名”出现。在经济社会进步、女性教育发展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女性职业化发展迅速，夫妻异姓制度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并逐渐被民众接受，伴随着夫妻姓氏制度的平等，传统子女随父姓的主流局面也有所松动，一些夫妇开始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协定子女姓氏。
1946年的《香雪海》刊登了一篇《子从父姓，女从母姓：李公朴夫妇之君子协定：张曼筠呼天抢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李公权夫人张曼筠女士，是一位有智识的女性，做过女教师，结婚以后，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本姓，而且在婚后通过契约形式协定了子女姓氏：生男孩随父姓，生女孩随母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子，取名张国男，从母姓；后来生一男孩，取名李国有，从父姓，以示男女在姓氏方面的平等。张曼筠作为一个案例反映了姓氏法律制度影响和改变了民众的意识和行为。正是以法律制度变革等多种力量的综合推动，才推动了中国姓氏制度的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女性发展，始终坚持将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与推动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相连，女性经济、社会、家庭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在姓氏制度上不仅夫妻异姓已成为当今中国夫妻姓氏主流，而且在法律层面子女也拥有选择“随父姓”“随母姓”的权利。但是受传统父权拉力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现实生活中从母姓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少，无论是在司法领域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从母姓者依然背负着压力，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只有改回父姓才被认为是“认祖归宗”。
21世纪以来婚姻模式的性别平等化趋势与姓氏制度转变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婚姻模式进一步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其中，“两头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两头婚出现在我国许多省份，在江苏苏州称“并家”，浙江嘉兴称“两头管”，浙江湖州称“半进半出”，上海浦东称“两面门头”，福建闽南称“半招娶”，广西瑶族称“两头扯”，湖南岳阳称“两头住”。
与传统“男方迎娶、女方出嫁”的婚姻模式不同，“两头婚”又称为“并家”，男不言娶、女不叫嫁，意为两家并一家。按照“两头婚”传统，男女双方需要各自置办婚房，婚后不定期回两家轮住，生育孩子后，按照婚前的口头约定，大孩随母姓，二孩随父姓，两小孩把外公外婆都喊为爷爷奶奶，由双方祖辈共同抚养。这一婚姻模式之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得以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事人认为这种婚姻模式更能体现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在姓氏制度上来讲，这种婚姻模式还可以满足姓氏所承载的传宗接代以及财产继承的价值。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两性平等是推动姓氏制度多元化发展的内生力量。
在当今世界，姓氏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也是性别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议题。回顾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夫妻姓氏平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为考察世界夫妻姓氏制度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联合培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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