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学人初心，为倡扬北京世妇会精神慎思笃行

专题阐释

时光的年轮驶至2020——这个人类历史上因新冠肺炎侵袭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女性发展史上的关键之年：距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的召开已有5年，举世瞩目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已有25年。

北京世妇会及其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指引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各国为推进性别平等采取了一系列坚实举措，全球妇女事业取得积极进展：政治领域妇女代表的人数翻了一番；2020年《财富》500强企业中，女性CEO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妇女占世界妇女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持续推进妇女发展，中国妇女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各领域性别平等达到新水平。

犹如一个醒目的里程碑，北京世妇会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鼓舞是巨大的。在学术视野中，“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妇女/性别研究建制逐渐发展起来；在实践干预层面，世妇会关于“家庭暴力”等议题的涉猎，无异于一场“文化震惊”，打开了国内妇女学界看待妇女问题的角度，也引发对现实问题更丰富的思考。

依循性别平等发展方向，中国各领域涌现出一批矢志于性别平等的探路者。她/他们或潜心钻研中国男女平等实践与西方性别研究理论，试图在东西方性别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或数十年如一日呼吁保护妇女权益，推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或投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培育具有性别平等自觉的年轻一代；或行走乡野，走到基层妇女群众中间，倾听她们的呼声与渴望……

北京世妇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曾推出“纪念北京+20·20年20人”专题，采访20位在性别平等研究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前行者，从她/他们身上感知性别平等的发展，用她/他们的经历传递梦想的力量。如今，五年时光倏然而逝，她/他们依然在性别平等事业中前行，并有了新的进展。

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任重道远。值此北京世妇会25周年之际，《新女学周刊》再度推出“纪念北京+25访谈录”专题，接续记录部分性别平等探路者近五年的经历和心声，以其奋斗之姿展现中国性别平等事业推进的新侧面；继续倡扬北京世妇会精神，以期推动中国妇女运动和全球妇女事业加速度发展。

■ 策划：《新女学》编辑部

■ 采访：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蔡双喜 刘天红 见习记者 黄婷

投身于男女平等理论研究和实践

■ 受访人：叶文振（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

自北京世妇会召开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过去5年，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我国妇女发展事业和妇女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依然回响在耳畔。沈跃跃会长主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研究》系列成果为世界妇女发展提供了中国理论和经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向国际学术界推出中国妇女研究最新成果。中国妇女发展理论和实践将会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高地位。

我个人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男女平等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在研究上，我转入更多地在公共媒体和公众讲座上，特别是在《中国妇女报》上的妇女理论研究成果的宣传与分享，给各级妇联做了上百场的男女平等、妇女发展的专题讲座，《自然、性别与文明——一个女性学男学者的体验与思考》学术随笔即将出版。我还从社会性别视角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注重”的家庭建设思想，发表了《过好春节、推动新时代家庭建设》等十几篇文章。

其次，继续推进中国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妇女研究的真正繁荣还需要把女性学学科做强做大。一方面发表《女性学学科建设40年：学科意识与开放发展》等文章为女性学学科建设造势；另一方面，在山东女子学院的支持下，组织力量进行女性学学科的教材建设。由我任主编的《女性学概论》今年8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还启动了《家庭女性学》的编著。

最后，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父爱和父职上做一些弥补和示范。我以为，妇女研究学者首先应该是男女平等、尊重和爱护女性先进文化的践行者！

妇女与法律研究是我终生的事业

■ 受访人：马忆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妇联执委）

从1995到2015年，我参加了三部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法律的起草，这五年，我的法律研究和实践与妇女工作结合得很紧密。我有很多机会参与法律政策的咨询、论证和性别平等评估工作，在法律政策顶层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推进性别平等。

我有幸参与了编纂民法典的工作，参与完成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家建议稿》，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实施情况》的调研论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论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论证。我们完成了若干论证报告，这些论证报告为编纂民法典、完善婚姻家庭法律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作为法律界的全国妇联执委，我的职责重点就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五年，我在保障妇女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妇女平等就业权利、提高妇女参政水平、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对妇女儿童的性骚扰性侵害等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主要是教育培训司法人员和妇女干部。我利用自己在北京市法律政策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里担任专家的机会，为北京市政策法规性别影响评估工作继续做出贡献。

当年我是受到’95世妇会的感召和影响，进入了妇女与法律领域，如今我仍然活跃在这个领域，这是我终生的事业。

二十五年，我们还在一起

■ 受访人：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从1995至今转瞬25年，庆幸被’95世妇会影响的“生长”的力量一直都在。转瞬又5年，依然“叛逆”和生长着，依然做着性别研究、校园性别暴力研究、农村“儿童主任”工作机制中的性别主流化研究、儿童社会组织反歧视骚扰和欺凌的机制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也依然被发展为社会改变的行动。这期间最触动我的是两件事情。

一是2018年参与的深圳“女工艺术节”，非常感动于“历史长河”集体写作活动，开始从女工视角来建构自己发展的历史。2016年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总数2.47亿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占48.3%。其中，在20~29岁年龄组里，女孩多于男孩。40年来，有不少记者、研究者在写女工的故事或女工的传记。也有女工自己来写自己的故事，但还没有女工集体创作的故事和文化。其意义在于，女工集体讨论来生产自己的历史，通过书写历史思考女工的发展，使之逐渐增加了集体主体性。

另一件事情是2019年与残障女性合作做“魅力舞蹈工作坊”。残障女性要挑战“残障了就没有性别，只有被照顾被忽略”等各种刻板印象，也要挑战自己身体的局限和对美的认知。残障舞蹈是动感的具有集体默契的自由舞蹈。第一次，不同残障类别（视障、智障、听障等）的女性一起舞蹈。演出之后她们会流泪，我特别能理解由于相互支持得以开辟空间，使“人生开挂”的那种感觉。

25年了，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在一起，在一起野蛮生长！

重申承诺 共谋未来

■ 受访人：杜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

近五年，我们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事业，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2018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对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做好妇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期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指南。

近五年，我们见证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同步推进妇女事业发展的脚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国家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更加系统谋划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事业。2020年初以来，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密集出台关爱妇女儿童的政策措施，在应对灾难和灾后重建中谱写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新篇章。

近五年，我们看到了妇联组织的重要作用和担当作为。妇联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身改革不断增强政治性群众性先进性，创新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动员妇女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巾帼力量。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中，妇联组织积极引领联系服务广大妇女，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讲话中强调：“让我们发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精神，重申承诺，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中国一直在加速行动，并将以北京世妇会召开25周年和峰会5周年为新的起点，继续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为全球男女平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知识赋权，行动改变：穿梭于书斋与周山之间

■ 受访人：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转眼5年，5年间我每到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总有“日日新”“月月新”的感受：树木葱茏、道路通达；村庄活力来自新组织、新设施、新活动的自我行动、自我教育。自组织包括妇女手工艺协会、老年协会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设施方面，从志愿捐献修筑互助路开始到“梦里老家”一期建成，今年二期已启动。这里成为外来游学、交流的实践基地，更是村民寻根怀旧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之源。“修订村规民约展馆”“妇女手工艺展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成为观察和学习的场地。各组织活动丰富多彩、意义深邃：手工艺协会用锦心巧手绣出来变革的故事——《咱们的故事咱们绣》；艺术协会用《婆媳对对碰》民众剧，演绎婆媳关系改善的和谐生活；老年协会更奇绝，从“老年学堂”到“老年小学堂”的“体制改革”，便于年高多病的老人就近参与，也吸引男老人参与其中。

回头看，近5年，我做了两件事：一是作为观察者，学习、汲取村民知识、智慧，将我引入接地气入人情人心的实践中，去参透华夏父权性别制度与当下农村日常表征的关联。最近，撰写的几篇文章继续围绕传宗接代、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等概念展开，将其丰富化、鲜活化和复杂化，其灵感源自多年来扎根农村的行动研究者梁军团队和村民十几年思想激荡、实践互动产生的鲜活知识；二是，认识到第一线行动者把书斋研究的古奥概念词语转化为变革所需的行动知识，而我应再转化为学术/学科知识。如此往复无穷，才能改变社会、人群和自己。

最后一份人大代表建议仍是“反家暴”

■ 受访人：孙晓梅（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30多年来我参与了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研究和推动工作，也见证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这个漫长的历程。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2017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一周年，也是我当代表的最后一年，我再次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建议”。

鉴于反家庭暴力法的执行主体责任在于公安、法院、民政、司法等相关部门，我建议上述部门结合部门职责，尽快研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等。建议完善“家庭暴力”概念的解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建议民政部制定落实反家暴法的实施意见，应在反家暴的庇护、强制报告、国家的临时监护、鼓励和培育专业性社会组织等方面制定具体的规定；建议司法部制定落实反家暴法的指导意见，应明确司法机关在接处家暴案件时分工明确，相互合作，注意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联动、协调与资源配置；建议卫生部门建立医疗干预机制；建议全国妇联制定反家暴的具体协调机制，建立多机构合作干预家暴的工作机制。

回顾3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先后主持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项目8项，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向全国人大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议案和建议16个，参加过无数次国际和国家重点研究反家暴的研讨会。经过漫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反复调研、持续提交提案议案与建议，迎来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诞生。这部法律推动了世界妇女人权事业的发展，也坚定了我一生为妇女儿童权益奋斗的信念。

2020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5周年，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落实落细的步子能再快一些。

从新的起点出发，实现更高的目标

■ 受访人：刘伯红（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为纪念北京世妇会20周年，我们聚集了近90位作者共同出版了《女性的反响·续集》，这本书的墨香还没有散去，转瞬又迎来了北京世妇会25周年的纪念。飞速流逝的时间像一面重锤战鼓，催促着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去实现更高的目标。

2015年到2020年国际社会最大的发展和变化是联合国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和承诺下制定了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最详尽的发展目标《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中每项都包含了性别平等的内容，并设定了“目标五”为促进性别平等的专项目标，包含了9个具体指标，并发出“一个都不能少”的雄心勃勃而又饱含人文精神的坚定誓言。《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北京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一道，构成了“实现性别平等，赋权妇女和女童”的更加全面、更高要求的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全球框架。

此时，我的工作也从专事妇女研究转到了高等教育领域。这五年，我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了“全球化、性别与发展”课程，教授了五届100多位青年学子。我同她们一起探讨全球化与性别平等的理论，各种发展流派与可持续发展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与机制，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与战略……我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积累知识，凝聚力量，用行动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理想。

促进性别与科学研究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 受访人：刘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

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与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以及与性别与科学之研究的体制化其实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年我主要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做科学与性别研究，尤其是科学史与性别研究；我的相关工作也涉及更宽泛的，像为妇女年鉴撰写科学与性别研究的综述和其他一些涉及性别的理论讨论。近5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研究方向，在前面这些领域里继续带学生做一些事。

这一段，基于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性别关注，我与其他合作者包括我的学生一起从性别角度对一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专题做了总结，发表文章，比如我与学生在国际期刊上合作发表了关于“铁姑娘”现象的性别文化与技术研究的论文。在科学史整体的理论研究外，也关注性别与文化，在地方性知识等领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对传统手工艺，对性别与环保的研究，对涉及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女性家政与烹饪技术的关系等，从性别角度进行探讨。在自己保持对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同时，我通过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涉及性别与星座文化的考察，培养了一批从事性别与科学研究的新兴力量。

2018年在我和一些同仁的推动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性别与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得以成立。专委会初步集合了国内关心也有志于性别与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由我担任主任，我指导的第一个从事性别研究的学生章梅芳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专委会不仅从事宽泛的科学史研究，也从性别角度关注当代的现实的科学问题作为性别与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体制化尝试，专委会将持续促进性别与科学研究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把中国经验加入世界女性主义知识体系

■ 受访人：荒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创意研发中心主任、澳门大学博士后）

从“北京+20”到“北京+25”，这五年的经历，我感觉像是潜水到深处，学会更多游泳的方式，体验到把中国经验和个人经验加入到世界女性主义知识体系丰富多样的创意形式，自信和转换的自由。

首先我完成了长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论著以大中华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研究存在于大陆、港澳台和北美新移民空间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现象的产生、议题、相互关系，它们与大中华语境互动相生的意义，其文学政治策略及与全球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化背景下对空间文学现象的开拓性研究。主要的结论是，大中华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在反思不同现代性议题时，采取了相同或者互补的文学政治策略。

其次，我策划了澳门女作家女艺术家书展，首次将澳门特区的四代女作家、女艺术家作品汇集在一起，让人们注意到，在城市文明的创意建构中，女性的努力超乎想象，她们的成果比重可能超过男性。

第三，我对个体女性创意成果越来越关心。我担任了陈慧导演策划的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女人》的学术顾问，对个体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之路，有更加深入理解。比如我的母亲中国摩西奶奶杨佩莲，她的作品得到社会承认，让很多女性受到鼓舞。我相信个体女性的努力，是全体女性进步的动力。我看重身边每一位女性的聪明才智，认为微笑的女性主义会让我们彼此鼓励，共同成长。

我要特别感谢《新女学周刊》，记录世妇会开启的成长，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

在“对话”中成长

■ 受访人：张李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原院长）

时间飞快，转眼就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了。记得在20周年纪念文章里，我曾说过我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世妇会的“平等、发展、和平”精神。五年来，我仍然在这条道路上前行。

五年之行的道路上，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主编出版了《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共十卷）。丛书在设计之初，我和同伴们就明确了要将“传承、对话、激励”的精神嵌入从访谈、资料整理到出版的整个过程。200多名年轻的访谈员，记录下了100多个中国女性不同群体的生命故事，为时代和未来留下了中国女性独有的历史踪迹。其中的“北京+20——妇女活动家访谈”卷，内容涉及到与’95 “世妇会”结缘；对’95 “世妇会”的认识；’95 “世妇会”后的行动实践；20年来的成绩以及对今后中国妇女发展道路的规划和展望等。它是40余名年轻访谈员与参加过’95世妇会以及后来积极推动《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推进社会性别平纳入决策主流等运动的活动家们合作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了各界妇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参与的过程和经验，梳理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路径，更重要的，也是我最期望的是两代人在倾听中与历史对话。通过两代人的对话，让’95 “世妇会”精神在青年一代群体中得到传承，让两代人在倾听中学习、反思和进步，共同推进性别平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从事妇女/性别

研究的学术脉络

■ 受访人：李慧英（中央党校教授）

我的妇女/性别研究是从’95世妇会开始的。那时，我的兴奋点与大多妇女研究者一样投向了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使我渐渐形成了从结构制度文化考察性别议题的自觉。我曾经涉猎了女性参政、大众传媒、公共卫生、社会保险、妇女地权和基本国策，研究时间最长的是农村妇女土地权，长达22年。记得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妇女问题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从夫居”这个新概念，这让我发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隐隐约约存在的那根剪不断的联系，让我追溯到中国父权制的父系父姓父居的铁三角，让我寻找到乡土社会的性别习俗与集体分配规则。

这种发现与探索，需要书斋里的理论学习，同时需要深入乡村的调查研究。2000年以后，我主持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性别课题研究，将社会问题中隐含着的性别结构问题呈现出来，让公众看到传统的性别规范如何与基层制度及公共政策勾连到一起，制约男女的生活与剥夺个体权益的。然而，问题呈现之后如何解决呢？解决问题应当是性别研究的终极目标，对于终极目标的追求又将我带入到性别平等的行动研究之中。

性别平等为目标的行动研究，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推进行动促进变革，研究者需要超越自己，成为行动者和推动者；第二，对行动进行研究，展示行动的难点和应对策略，从而形成可操作性的方案，提炼操作指南和本土理论。在行动推进之后回到研究，本着这一设想，2015年我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经过三年的研究，完成了专著《乡村社会治理与性别分层加剧研究》，为“北京+25”提供了一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探讨。

为宣传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奔走

■ 受访人：杨国才（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近年，我退休以后仍坚守教学岗位。2017年我带的性别社会学博士以优异成绩毕业，标志着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通过基地(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开展的学术活动，我们向国内外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和文化。2017年，基地承办全国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2018年，基地组织社会性别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2019年，基地分别与性别研究专委会及四川外国语大学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提升少数民族妇女的民族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

“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是’95世妇会最富影响力的口号。在世妇会精神感召和鼓舞下，我应用口述史的方法，于2017年~2018年组织访谈了近100位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知识女性。2019年我们做昆明斗南花农花卉产业口述史。

2018年出席中韩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学术交流会时，我发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服饰及保护的报告》，提出许多国家忽视了女性在非遗生产传承中的角色及作用。

在落实优秀传统文化工程建设中，我深入调查民族女性在家风家规建设中的作用、民族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贡献，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新中民族女性的作用。利用市政府参事及省文史馆馆员的身份，我提出在城市社区及民族地区家庭养老的建议；还对抗战时期国立艺专——安家村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建议。针对疫情，我撰写了《民族中医药在抗击新冠病毒中的作用》，为迎接明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参加市政府参事室文史馆课题，特别撰写云南早期女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以她们的优秀革命传统，鼓舞今天的年轻人。

我仍在妇女研究道路上孜孜以求

■ 受访人：罗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今年是’95世妇会25周年，一转眼我也将进入“80后”。

最美不过夕阳红，近5年我仍然协助党委副书记俞湛明在武大开设《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这样产生重大影响的全校性选修课程。还特别利用这段时间，对西方女性主义著作进行了深入研读，并在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读书笔记。

2018年元月，迎来了我们夫妇的金婚纪念，楚天都市报记者以《她：妇女学顶尖学者 他：史学界知名大家——武大教授伉俪携手同行五十载》为题，对我们夫妇进行了采访报道。记者以：珞珈求学结缘，多年后同回母校执教；特殊时期互为后盾，一个管“水”一个管“火”；“事业上‘比翼双飞’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每年结婚纪念日“相濡以沫情无限”等四个小标题报道了我们夫妇50年的学术、生活历程。不曾想到，我们夫妇在那个时代的这种无奈家务分工模式在网上一度成为武大青年教师热议与效仿典范。

为献礼新中国70华诞，湖北省妇联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最美芳华·70年70人”评选活动。通过评选，全省各行各业70名优秀女性成为70年里的“最美芳华”。2019年9月25日举行揭晓典礼，湖北高校有六名教师当选，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在我退休多年后还能获此殊荣，我把它视为妇女学界给我的终身成就奖。一生中，我也曾得过一些学术奖励，但妇女学界给我的这些奖项令我更欣慰，因为社会认可了我为妇女发展所做的努力与付出的辛劳。

她/他们正在改变世界

■ 受访人：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一个里程碑已载入妇女发展的史册。作为一个曾经的参与者、一个教师，我曾在一次回顾中说：将性别平等的理念带进校园，告诉了学生，特别是女生，我们拥有改变的力量。

这些年来，有关性别平等发展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变化之一，就是女性正在不断缩小着与男性受教育的差距，特别是在高校已经实现了女生的“反超”。女生们正凭借制度的力量保护着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权。

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一个后来到“985”高校读研的女生写到：在她家乡的偏僻村庄，初二是女生辍学外出打工的高潮，而同龄男孩若选择辍学，却免不了遭到父母一顿暴打。幸好她有顶着各种压力支持她继续升学的母亲，从小就对她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你才能自己做主！”另一个来自贵州的女生告诉我，自从她姐姐第一个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后，小寨里五六个女孩们都勤奋读书考上了大学，竟改变了寨子里男孩女孩除了外出打工，不能真正走出山寨的历史，而这个历史是由女孩们开启的。

男生也在课堂中接受了性别平等的理念，不过在变革中，原先处于优势性别的他们中难免有人会步履蹒跚。一个读了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因为是该专业中的“少少数族群”而感压抑。他认为从事幼教不仅地位不高，而且会被人贴上“娘”的标签……看来，要改变社会对性别角色的陈规定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前路仍然崎岖，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年青一代身上正孕育着的变革的力量。希望在未来……

见证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攀登之路

■ 受访人：李英桃（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从“北京+20”到“北京+25”的五年间，我见证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攀登之路，在克服困难、持续前行的道路上，感受团结的力量，体会收获的喜悦。

最让人兴奋的是，我亲身参与了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论坛的初创与组织。在国关学界女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论坛于2016年9月在北京正式创建，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会议，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论坛对凝聚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的智慧与力量、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起到积极作用。第三届论坛即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主题是“妇女·和平·安全”。

近五年，我实现了一个自我突破，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英文课程“中国妇女运动”和“当代中国妇女”，对象主要是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在研讨中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成绩与挑战的时候，课程特别关注中国妇女参与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及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深受同学们喜爱。

还有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的专著《女性主义和平学》荣获2015年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和平学的专著，被审读专家评价为“女性主义研究‘观照’本土的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女性主义和平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峰。”此次获奖表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中国高等教育主要科研奖项的充分肯定。

实践磨砺理念，时间检验实践。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不断发展的攀登之路上，镌刻着北京世妇会绘制的全球性别平等蓝图，标记着每一位国关女学人的前行脚步，也离不开男性同仁的支持与鼓励。展望下一个五年，期待中国女性主义关系学在“北京+30”步入一个新阶段。

女性艺术，

要重视理论的建构

■ 受访人：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女性艺术，要重视理论的建构。2015年７月，我策划了 [批评理论前沿：神农论坛] “中国女性艺术三十年学术研讨会”。总结30年来的女性艺术实践中出现的学术问题，讨论国际视野下的女性艺术的多元表达及未来指向。

我做了关于“中国女性艺术的来龙去脉”的演讲，论述在中国为什么叫“女性艺术”而不是“女性主义艺术”的因由。我的结论是：女性艺术的价值不是强调性别差异，是为了平等和自由，为了消解社会性别中的差异。目前，还要谈女性艺术，皆因我们还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语境中，还人一个自由的本质，消解性别的“二元论”，才是女性艺术最终的目的。

在此次论坛中我们评出了20位当今优秀女艺术家。我也获得了第四届“萧淑芳艺术特别奖”。

我做女性艺术研究，会从总体上去把握，摸清发展的脉络、梳理女性艺术发展进程。从1990年为《中国当代女画家》大型画集写的两万字的《女儿国的圣歌》，到1998年为《世纪·女性》艺术展画册写的《与世纪同行——中国女性艺术的历史足音》，再到2008年为《进行时·女性》画展写的《“进行时”女性艺术——从女性的“自觉”走向人的“自由”》论文，基本每一时段我都会写一篇对该时期的梳理文章。从宏观把握历史与微观的个案研究相结合，大小文章约60万字。2015年，我集结了从事女性研究30多年的文章出版了《走出边缘——中国“女性艺术”的漫漫苦旅》一书。这本批评文集，被业界称为：是女性艺术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主体漫漫苦旅的华章，具有原创性的价值和前瞻性的意义。

进一步思考女性、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 受访人：董进霞（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

2015年后，我对奥运会、女性、体育、健康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关注。我先后在中国台湾、美国大学做相关演讲和报告，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与女性体育相关的文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 “身体、运动与女性成长”论坛，邀请10位女性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围绕她们退役后的职业生涯发展与运动经历的关系进行深度对话。

在大众体育热情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我连续数年承担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体育与女性健康”的授课任务。在香港举办的高校交流学术会议上做“大陆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状况”的报告。2019年我参与了中国奥委会组织的“大陆妇女体育参访团”到台湾学术交流和考察；作为亚洲区代表参加国际田联举办的“首届社会性别与领导力主持人培训班”和2019世界田径颁奖大会。

纵观中国的女性体育研究，我们依然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长期以来有关中小学生性别的体育教育研究一直稀缺。如何突破性别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女童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为此，我们从2018年起对我国10多个城市的9~14岁女生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其调查结果和分析将很快公布或发表。

2020年1月新冠病毒的暴发和肆虐，让我开始思考女性、家庭、健康和体育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新媒体举办了多场针对家长和幼儿体育从业人员的讲座或对话节目。不管未来充满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会继续前行。

插图为“纪念北京+20·20年20人”系列口述史版面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