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窗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作者：郭未 鲁佳莹

本研究基于CGSS 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来源：《社会》2018年第3期

《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作者：陈怡 田靖 孙文远

本文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从贸易中获得和男性均等的利益，只有政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失地女性就业弱势地位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作者：马志雄 张银银 丁士军

本文基于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1938个失地劳动力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影响失地女性劳动力就业、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地就业的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对失地劳动力就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失地女性整体上处于就业的弱势地位；婚姻状况、家庭抚养和赡养情况、家庭劳动力配置、个体特征、同群效应等是失地女性就业弱势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落实性别平等就业政策，需要从户内和户外两方面支持失地女性就业：一是构建失地女性就业的家庭政策支持体系；二是构建失地女性的人力资本提升体系。

来源：《经济经纬》2018年第3期

《科学、技术与性别的博弈：论唐娜·哈拉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当代价值》

作者：戴雪红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进入科学与技术领域，批判科学领域中男性思维的霸权，思考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意义如何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相协调，以寻找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技术文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生物学家唐娜·哈拉维，她拒绝过于乐观地肯定或悲观地否定科学与技术的研究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赛博格”概念和“情境化知识”等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哈拉维的理论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不仅为后现代主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空间，而且为重塑自然/文化、科技/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拓宽了批判的视野，也为描述世界提供了更好的方法。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战时性别政治:“一战”期间美国社会舆论中的妇女和平党》

作者：高照晶

简·亚当斯等美国女性主义者于1915年成立了妇女和平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女性和平组织。该党从女性所专有的母性情感出发，倡导“母性话语”，认为女性本质上比男性更热爱和平，呼吁处于“一战”的各国停止一切战争，追求绝对和平。然而，独立的女性和平运动既不符合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男性/公共领域与女性/私人领域的性别分工，也背离了民族主义战争的叙事。因此妇女和平党在“一战”期间被边缘化，在美国社会舆论中被塑造为“懦夫”“愚蠢”“亲德”等负面形象。简·亚当斯也因其坚定的和平主义立场被“污名化”，甚至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妇女和平党在“一战”期间的边缘化是父权制和战争体制双重暴力的结果，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暴力把女性在私人领域所受的暴力延伸到了战争事务这一公共领域。

来源：《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