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阈中的百年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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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乡土写作往往被文学研究界所忽略，应当看到，女性乡土写作对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包含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和建构女性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也承载着总结中国乡土经验的历史责任。虽然不能断然将男女作家划分为两个研究群落，但对女性乡土写作的梳理和与男性作品的比较，对于发掘探寻历史的另一种眼光、模式、结论具有积极意义。

■ 郑斯扬

中国乡土文学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作家进行乡土伦理探索、道德问题思辨以及社会构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文学研究界、批评界往往把男性乡土文本作为“乡土文学”研究的范本，却极少见到专门针对女性乡土写作发展演变及其所包含的关于文学和社会意义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女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染指”史上多由男性作家为主导的“乡土文学”的写作，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进程中，她们的书写介入使文本及其意义产生何种变化，亟须关注与研究。

性别视阈为回溯乡土文学提供不同的分析路径

性别视阈的广阔内涵为回溯百年乡土文学提供一种不同的分析路径，具体说来，女作家对乡土文学写作的介入及在写作中的呈现与揭示有如下特点。

其一，赋乡村底层女性以反抗姿态。与鲁迅等男作家相一致的是，陈衡哲、白薇等女作家勇于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同情被损害的乡村底层女性。由于现代女作家多是突围旧文化秩序的现代新女性，与男作家相比，她们赋予底层女性更勇敢、更决绝、更坚毅的反抗姿态，显示出女作家与人物塑造之间的这种切身关系。

其二，昭示女性意识与生命形态的断裂。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如果说男作家更关注女性意识对生命形态的建构，那么女作家则以反向的方式呈现女性意识与生命形态的断裂。沈从文、张天翼、周文等男作家表现了乡村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揭示了乡土社会女性伦理的变迁幅度之大。与男作家相补益的是罗淑、萧红的文本中有关女性生存意义、个人价值、爱情追求之种种绝望的悲哀。她们的写作昭示给世人的是女性人格独立的艰难历程，也表现出其性别意识由激进走向成熟和深沉。

其三，揭示女性战争经验与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关联。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民族身份建构的乡土写作中，以孙犁、赵树理、李准为代表的男作家依赖性别政治的权力机制建构民族国家身份，摒弃、改造另类/他者的女性主体，覆盖乡村女性异质性。20世纪50~70年代，男性和革命女性才是民族主体，对女性异质性的排斥表现得越发严重。然而，丁玲则试图将被遮蔽、被掩盖的女性生命经验同民族国家身份建立联系，大胆书写遭日军侮辱的乡村女性的生存意志，复原她们作为女人的非凡勇气和国民的强者之力。这是与男作家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学伦理和另外一种小说观，也是对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另外一种路径，这种关联性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就是对传统伦理文化、知识观念的僭越。

其四，重新确证性别伦理。20世纪80年代，在张贤亮、莫言、张承志的笔下，男性是典范的英雄，而女性最终都在“客体”“第二性”的意义上完成与传统伦理的接续，也在男人之“慷慨”的道德施救中完善自我建构。然而，王安忆的《三恋》则将男性逼近被动的死角，将女性确立为性爱的发动者，性作为一种女性姿态和立场呈现在大众面前，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反压迫的姿态，也是一种重新确证性别政治的态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经典文本。

其五，呈现女性自我与道德发展。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和铁凝的《秀色》都是有关女性自我与道德发展关系讨论的经典范例。关仁山笔下曾经靠出卖身体赚取资源的乡村女孩九月，希望在拯救乡村贫穷的同时获得自我救赎，但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象。显见的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为其作品构成有机内涵的同时，也是其艺术构成的显著特色。然而，铁凝笔下的农村姑娘张品以奉献身体的方式，为村里换取打下一口井的机会。铁凝将女性生命故事与乡村发展相联系，呈现出一个渴望逃离生存桎梏的自然之子的精神追求。她在所有的伦理道德成规之外，以女性身体接通乡村内外，怀着对身体的敬畏、对未来的憧憬，以一己之力率先投入乡村发展的激流中。这样的经验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等经典的二元对立范畴。也许很难想象，一种区别于传统刻板印象，如贞女/荡妇、冰清玉洁/水性杨花、忠贞不渝/朝三暮四的女性形象，会产生在一个乡村少女身上。铁凝所要澄明的是：社会对女性个体之间差异性的忽视，没有充分认识到每个女性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不可简单归类的生活意志——这个在伦理评判上的重要客观事实。

女作家乡土书写的积极意义

回溯百年来乡土文学写作历程也呈现出挂一漏万的局限，因此，上述讨论也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男作家与女作家对乡土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批判、探索大体上呈现一致性的道德认同。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乡土伦理探索之路既有对话与协同，也有交锋与对战，展现出丰富而复杂的书写形态。

第一，女性乡土写作显示出女作家的性别意识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关联。在性别意识不断觉醒的进程中，女性乡土书写不仅表现为客观的观察与判断，更直接地表现出内在的性别体验与思考。这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乡土经验的补充和丰富，也是性别视角与乡土经验书写两者融合而生的新的表现形态。

第二，由于男女性别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同内涵与不同境遇，女作家对乡土写作的介入以及在写作中的呈现与揭示，不仅大大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与表现，同时也警醒人们对时代变迁中乡土伦理状况的关注与思考。这不仅是对女性乡土写作推进的客观反映，同时也彰显出女作家对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建设的智慧和气力。

第三,梳理女性乡土写作的历史，不是为了寻找机会提高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地位，以此与男性试比高，而是探寻百年乡土文学中被隐蔽、被遮盖的另一种文化视角，帮助我们认识自我、社会和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乡土变迁历程的深度回望和深刻反思。

女性乡土写作包含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和建构女性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也承载着总结中国乡土经验的历史责任，如何历史地认识与反省性别政治对于民族国家建构、乡土中国经验、历史叙事的操纵与控制。不可否认的是将男女作家划分为两个研究群落的危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非议，但是对女性乡土写作的梳理和与男性作品的比较，对于试图发掘有关历史探寻的另一种眼光、模式、结论具有更深远的积极意义。（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