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器官移植延续生命与爱

六月十一日，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暨中国器官捐献日活动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后举行捐献纪念一公里长跑。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徐建军/摄）

运动员在比赛中享受快乐。（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徐建军/摄）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耿兴敏

6月11日，是中国首个器官捐献日，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暨中国器官捐献日活动在北京开幕。此届运动会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共设球类、径赛、田赛、游泳等5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27支省市代表队，近500名器官移植康复运动员积极参与。国家田径运动员、奥运冠军王丽萍助阵运动会，为移植康复运动员加油。

器官移植运动会自2004年举办以来，已经举办五届，本次是第六届，也是2015年我国成功实现器官来源转型后的第一届运动会。器官移植运动会更重要的是缅怀器官捐献者的崇高精神、唤起公众的器官捐献意识，以生动的体育运动竞技形式向全社会展示器官移植的医学成就，树立器官移植受者康复和回归社会的信心。

“移友”相聚，特殊的缘分

6月11日清晨，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北门外，利用进场前集合的间隙，来自青岛和湖南的几名移植康复运动员匆忙冲到高敏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您就是高敏啊，我们就想和你说声‘谢谢’，和您合张影。”

梳着麻花辫、肤色稍微有点黑的高敏没有化妆，然而，就是这个朴实的女性，从2005年做志愿者期间，无意中成了我国第一位器官移植协调员。

2005年，在深圳红会志愿服务中，一个电话改变了高敏此后的生活轨迹。一名因车祸失去女儿的湖北母亲，要把自己18岁女儿的生命延续，在求助很多机构无果后，高敏的“试试看”让这位名叫王蕾的母亲的心愿得以实现。

此前，尽管深圳市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也只做过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并没有做过器官捐献的先例。电话里求助的哭声，刺痛了同为母亲的高敏心中最柔软的神经，高敏决定帮忙试试看。几番周折，高敏联系到当时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陈忠华也是第一次听说有家属自己提出来要捐献器官。最终，那名湖北母亲延续了女儿短暂的生命：女儿的肝脏和两个肾脏，救了上海的两个小男孩和湖北的一个小男孩；她的眼角膜让几名深圳的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器官移植协调员2000名左右。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表示，到2020年，大概会有5000名左右。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与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联合汇总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全国器官捐献报名登记人数276082人，共实现器官捐献11977例，捐献器官32984个。

今年54岁、来自湖南的欧军成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1995年自己得了尿毒症，1997年肾移植手术成功。当时因为没有医保，几乎完全自费，全靠家属亲戚朋友捐款捐物维持。“2008年，我所属的地区有了医保，这让我的吃药费用得到了保障，我现在活跃在移友群体中间，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知道，器官移植才是我活到今天的根本，器官捐献能够使得一些濒临死亡的病人活过来，获得活着的尊严。”

爱的传递，更需理解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两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当生命无回天之力时，“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器官捐献日”当天，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组织的全国大学生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组织“承光心汇”宣布成立。该组织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全国医药类高校共青团工作联盟的指导下，将在全国160家医药高校率先发起器官捐献登记与推动工作，更好地发动高校及社会公益力量，为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还有很多人的缘分因为爱的传递被紧紧相连。然而，爱的传递，更需要理解。

江西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李勇表示，自己从最初的不太了解甚至有些避讳，到亲身参与捐献这项工作，也有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

2016年，江西一个年仅28岁的器官捐献者，不幸被检查出胶质母细胞瘤晚期，面对死神的临近，她毅然决定，假如生命走到了尽头，她一定要回到家乡捐献自己的器官挽留他人。家人万分不舍，不愿意放弃女儿，但不承想，女儿竟不惜以消极治疗表明捐献的坚决态度，所以家人只好答应。

为了实现捐献的梦想，她不惜专门从浙江回到家乡江西，她说，她想捐献都这么难，可想而知，需要移植的人想获得移植机会更加困难。

李勇见到她的时候，她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因为病痛的折磨，她面色苍白，目光无神。“但一见到我们悬挂的红十字工作牌，我分明看到她眼睛里流露的惊喜和激动，她向我们致意，她感觉距离梦想更进一步了。这时候她哥哥俯身贴在耳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最后努力着， 要不，我们不要捐献好不好，真的舍不得你呀……她说不出话，只是望着哥哥，坚定的眼神表达了一切，哥哥泣不成声，还是答应替她完成最后的心愿。”

“当夜，她用无偿捐献器官挽救他人生命的方式，致敬生命。目送她的遗体离开，我只能将万千感慨化为一个深深的鞠躬。”李勇说。

生命在关爱和大爱中升华，李勇的记忆中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推广器官捐献过程中，不少工作人员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家属表示其实自己是有意愿有捐献的想法，但是家里旁系或者邻里乡亲会不理解，会说闲话。这样一来舆论压力很大，终究还是放弃了捐献想法。或者有的家属即使勇敢地捐献了亲人器官，也畏畏缩缩心怀忐忑生怕消息走漏出去。

“中国模式”改善移植医疗服务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器官移植法律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走上法治化道路。然而，目前全国各地政策不一样，只有2007年的一部移植条例可以参考，在对家属的人道救助、对各兄弟单位的政策倾斜等没有上行法参考。

黄洁夫说：“通过2016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召开的‘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以及今年2月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主办的‘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器官移植旅游峰会’，中国已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模式’，中国已经登上世界移植事业舞台。我们将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移植医疗服务，并为世界移植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个政治大国的应有贡献。”

黄洁夫表示，曾经有600多家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后来减少到169家，目前已经增至173家。今后随着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我国器官移植医院到今年年底有望达到180至190家，到2020年，有望达到300家。“预计我国今年将完成1.5万至1.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目前，在器官移植官方网站上登记排队的有3.1万人。也就是说，差不多会有一半的等待移植的患者需求将得到满足。”

目前，制约因素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主要是观念问题，黄洁夫表示，以肝移植手术为例，从进医院到出院，患者大概需要60万元的花费，这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所以，目前制约移植成功主要包括三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因素的制约；二是医生不够，有移植资质的医生严重短缺；三是器官不够。黄洁夫表示，比如医生短缺，目前知道适合移植手术的适应证的医生并不多，培养有移植资质的医生需要时间。黄洁夫表示，到明年，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善，医生应该会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