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娟
我老家在湖北中部家村。小时候,我妈激励我的话就是,“好好读书才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和城里生活几乎也是村里其他所有人羡慕的对象:“干净,不用干农活,就凭这两点,它就是好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安了家,可没能力买房,接我妈来城里住的愿望也就一直没能实现。未料,因为城市扩张,我们村被征地拆迁,我妈随村里人一起上楼了。
上楼住单元房,干净;地被征,有了失地养老保险,不用干农活了,我妈和村里人总算实现了“过上城里人生活”的愿望。
村里人上楼后的生活状况和感受如何呢?今年春节,我满怀期待和好奇,回了一趟老家。
回到老家,看到小区里烟雾如影随形。原来,刚刚上楼居住的村民们改不了烧柴烤火的习惯,纷纷在一楼车库或单元房里,接一根烟囱到外面,然后在炉子里烧柴烤火。柴多是青木,故烟尤其呛鼻,小区一整天都黑烟滚滚,烟味呛鼻。
我父母家的车库因为要堆杂物,不能架炉子烤火,而单元房的日照有限,冬日尤其阴冷,再加上整日的烟熏烟呛,我妈的支气管炎犯了。我回家时,她躺在床上,盖着两床被子,不停地咳嗽。
上楼人生活的不适,不仅仅因为没有炉火,曾经让我妈无比向往的干净,如今却成了她的苦恼。小区的路上尽是灰,周边的路尽是泥土,进屋时不是满脚泥巴也是满脚灰,乡里人都没有进屋脱鞋的习惯,也不好意思让人进门换鞋。我妈苦于天天拖地,也难以维持地板的干净亮洁。整个小区,到别人家串门变成了一件谨慎的事,仅仅是为了不弄脏别人家地板,或是为了避免换拖鞋的麻烦,邻里之间串门的也就少了。
没有耕地,上楼了,生活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悠闲从容。首先,常年忙惯了农活的人突然闲了下来,是一件很难适应的事,按我爸的话说,“不干活,觉得浑身的骨头都不舒服了”。其次,虽然补偿款和养老保险金可以支撑不干农活的生活,但他们离开了土地,似乎也没有了安全感:“种地虽然收入少,但只要有地,就永远不用担心没吃的,现在没地了,心里没底啊,钱说不定哪天就没了。”所以,他们也不能从容地花钱买菜吃,一些人把小区里未硬化的地面,甚至树坑、楼顶都种上了菜,还有一些人想着到偏远的农村买点地或买座山搞种植和其他农业生产。再次,不干农活了,意味着以前围绕农业生产建立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行为规则都统统不适用了,一切都要重新建立。
以邻里见面为例,我妈觉得现在虽然大家都住一个小区,见面的次数多了,感情却寡淡了。仔细想想,恐怕是感情不在于见面的次数,而在于见面的原因和内容。以前见面的理由很多,需要帮忙干农活、帮忙抬重物、帮忙卖农产品、帮忙杀鸡打鱼,帮忙劝架、帮忙参考出主意,甚至需要借鸡蛋借米,还需要见面商讨用什么种子农药、什么时候下种上肥……一百次见面一百个理由,怎么也不会觉得无聊和寡淡。现在呢?见面多了,但沟通内容却少了,就觉得寡淡了。
以前,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贫穷所压迫,我妈向往富足生活的游刃有余和从容,现在,生活算是有保障了,我妈却感觉被困在笼子里,在小区单元房的生活像是坐牢,一点也不自由。我看到,她在房子里常常坐立不安,无所适从,明显感受她内心的焦虑。她说,她最希望的状况是地和房子被征了一半,日子富足,还可以干干农活,能有身体和心灵的放松和自由。
住进单元楼房,却在车库生炉火,在小区空地种菜,这体现了父母这批“最后的农民”对新生活的迷茫。事实上,在拆迁时,几乎所有农户都坚持不丢弃他们的农用工具,刚开始建的临时过渡房现在全部被用来存放他们的农用工具。他们还有机会做回农民吗?显然不可能。他们保存的,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农民梦”。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