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度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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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1894~1949）》一书关注战争中女性的生存境遇，不仅展现了作者作为知识女性对自身和同胞命运精于观照和勇于“代言”的情怀，更对一段隐秘的“精神史”做出了清晰的梳理和恰切到位的归纳。全书立意开阔，立足“女权”而不囿于“女权”；感悟丰沛，注重理论引导而不唯理论是从；以独特视角，梳理、分析了战争中的女性命运。

■ 刘长华

众所周知，“萨宾妇女”是西方艺术长廊中的绘画母题，其中暗含了西人对“战争与女人”“战争与人”的深度体验与深刻思考。中国文化中的“旷男怨女”之说以及大量的“闺怨”诗也都表达了“战争”于“女性”而言是无比罪孽的这一思想。毋庸置疑，“战争”的罪魁祸首多是男性，但女性却常要为之背负类似“红颜祸水”的黑锅。

进入现当代时空中，“战争”一词往往又与“革命”“救亡”甚至“启蒙”等散发着所谓社会现代性和历史正义性的文化事象联系在一起。“战争”的“合法性”使得掺杂其间的诸多情况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那么，在战争中的人的命运、女性的生存境遇等需不需关注呢？这显然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研究课题。

雷霖所著的《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1894~1949）》（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基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际遇而作。在笔者看来，作为一部史论，该著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立意开阔，立足“女权”而不囿于“女权”。女性主义在人类精神思潮中，本质上隶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在新文化的中国语境中，常常与“启蒙”“现代性”等话题纠缠在一起。这不免使得相应的探讨变得相当棘手。同时，由于外在原因的限制，部分女性文化研究者往往将着力点放在“女权”本身上，这导致女性主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困境。

《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1894~1949）》试图冲破这一研究困境，该作虽是从“女权”出发，却深含着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乃至民族国家想象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是自觉的，正如作者在跋中写道：“虽然本研究是立足于女性的文化和历史考察，但我尽量避免纯粹的女性主义和泛女性主义立场，尽量对应复杂的历史面貌，在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视界内，全面梳理1894年至1949年期间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显然，这是女性主义研究思路的创新与开拓，对突破当下女性主义研究“瓶颈”来说具有启示意义。其次也为挖掘和反思纯粹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提供了精神资源和材料支撑。从20世纪初延宕至今，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一直是思想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从“女权”切入无疑能别开生面，让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面目得以更好地廓清。

二是感悟丰沛，注重理论引导而又不唯理论是从。总体看来，作者对论题是有过充分的前期准备的，在材料的积累上下过苦功夫。但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就不可避免地牵涉相关理论的挪用问题。毕竟该领域中的原创性理论，大部分译介自西方。《现代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1894~1949）》一书也毫不忌讳地借用了西方理论，譬如，主体框架中的“危机女性”“非一女性”等范畴基本都是直接取自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理论是该著的结构导引。

但论者却并非理论先行，而恰恰是以自己对史料的阅读体验为前提的。第二章第一节中，“男降女不降”这一命题的提出，一方面是作者阅读和钩沉大量的中国近现代诗文典籍之结果；另一方面，相关的小说创作也正好印证了这一命题，例如对小说《笏山记》双重主题意蕴的分析。因为作者能力避众说，忠于自己的阅读体验，因此，整部论著血肉鲜活，散发着动人的感性张力和生命热潮。我想，这对于一部以女性主义研究为己任的著作来说尤为重要。女性如果不愿被男性文化所“造就”，首先就要永葆自己的生命质感和情感能量。

三是视角独特，能借他山之石成一家之言。作者对现代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运用了类型分析法，类型研究虽然是很普通的研究路径，但由于作者切入的视角比较特别，所以呈现出了以下几点新意。

一是借助“危机女性”“非一女性”和“边缘女性”三类女性的形象划分，避免了纯女性主义和泛女性主义立场，较全面地考虑了战争裹挟的历史进程中影响女性命运的变量和不变量，以及两者作用于女性的方式和途径，从而建构起了不同历史时期战争叙事中女性形象之间的关联；二是借助战争体制，包括战时政治/民族主义体制的结构和性别问题，细致分析了三类女性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并突破以往在民族主义内部论述男女性别权力关系的框架，深入探讨了体制内女性即“危机女性”的权力再生产，以及其对另外两类女性和体制外男性所造成的压迫，从而开拓出权力和性别权力关系研究的双行线，有力地回应了百年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性和复杂性等理论问题；三是研究中注意战争文学中的女性生态景观与现实的相互对应，尤其书中最后探讨战争体制的结构与性别及其对战后文化的影响问题时，这一倾向非常明显，显示本课题研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从中也可感受到一个女性人文工作者心灵深处的忧虑。

总览全书，该著不仅展现了作者作为知识女性对自身和同胞命运精于观照和勇于“代言”的情怀，更对一段隐秘的“精神史”做出了清晰的梳理和恰切到位的归纳。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