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长征：用信仰书写生命传奇

【题记】

在80年前的中国，有那么一群人，为了解救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的朴素信念，挑战人类极限，用生命写就了一首震惊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这是一段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的传奇，长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女红军战士翻越万水千山，历经死亡和新生，她们走过雪山草地，超越战事无常与生理的极限，书写了生命的传奇。

这就是她们的长征，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

□ 钱均鹏（西安政治学院军队党建系教授）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党柏峰

1934年10月，一个用鲜血涂抹天空的深秋。迫于革命形势，党中央决定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

当30万红军从不同地点集结出发，踏上未知的漫漫征程时，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留意到那些散落在各支队伍中的女红军。她们人数很少，不足3000人，一个个“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跟着红军走，革命一定能成功

红军中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男兵呱呱叫，女兵是个宝；男兵一条枪（只管打仗），女兵啥都干。”剪短了头发的女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前方吃紧，她们得抬伤员、送弹药；伤员多了，她们得去洗绷带、洗血衣；部队行军，她们要边走边做宣传；部队住下了，她们又提着石灰桶在石头上、墙壁上写标语，找老乡做群众工作。“我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天天行军。因为在前方有一个好地方，但这个好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跟着红军走。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是要寻找一个好地方。”长征时才13岁的马忆湘说，这就是她的心路历程。

正是为了找到那个“好地方”，许多和马忆湘一样的女红军选择投身革命，跟着红军走。她们从事着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女性不敢想象的工作——行军打仗，也承担了洗衣、救伤、宣传、征粮、扩红、支前等琐碎却极其重要的后勤工作。

在她们看来，唯有选择革命，方可开启激情澎湃的崭新生活，这也许就是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革命赋予了她们归属感，革命的远大目标也带给了她们面对灾难时无比乐观的原动力。

“你们班留在这里做宣传鼓动。”翻越党岭雪山时，卢桂秀等几个女红军按照指导员的要求现编现唱，鼓舞士气。皑皑白雪中，很快响起了歌声和欢笑声。男的唱：“哎呀，雪山真难爬，想开小差又害怕。”女的唱：“报告指导员，他真是不要脸，爬山开小差，怎么上前线。”歌声一落，原本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哈哈大笑，脚下又有劲了！

“我们走了一条漫长却从未间断的路线……我们所有人都会唱红军的歌曲，队伍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一起唱。”那段光辉岁月陈琮英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那时，我并不觉得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确非常困难。但是当时我们很年轻，精力充沛，更主要的是我们有理想和信念！”

在红军这个集体大家庭里，女红军马忆湘感到非常温暖。“李贞为人热情，经常鼓励我，赶紧跟上，到前面我们就休息了！有时候，我困得连饭都不想吃，是温新梅拉我起来，其实她自己也困得直打盹。我们几乎吃光了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有时候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战士们就会拖着我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征程中，历经生死已是常事。“如果遭遇战斗，我们就必须跑步前进，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有时候子弹就从裤脚飞过去，一旦被击中，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

几乎每天都有死亡发生：或被打死，或饿死、冻死、病死、累死。有革命就会有牺牲，为了心中的目标，女红军们早已不惧怕死亡。她们变得愈加英勇坚毅，唯一害怕的是自己受伤不能走路，会掉队，不得不离开这个大家庭。邓六金在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被她断然拒绝：“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长征中，她们早已忘却了自己是女性

经血、妊娠血、脐带血……女性最隐秘的记忆都与血有关。

“山就是山啊，还能是什么？”邓六金这样描述当年长征时爬过的山。也许一路上爬的山太多，女红军们在回忆往事时，很难准确描述自己曾经用脚走过的山川河流的地貌，主要原因是当年大家根本无暇顾及周围环境，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艰难的山中行军上，否则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坠入悬崖深谷丧命。她们常跟着队伍在夜里行军，每天必须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才能保证跟上队伍，每人还要负重18斤左右，体力消耗很大。长征中经常越走越饿，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差点中毒。

秦仪华她们渡过噶曲河后，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指导员只身去前面寻找吃的东西，直到天大亮都没有回来。平常一离开指导员就不知所措的十几岁的女兵们，惶惶不安地等了许久，最后决定边走边寻找指导员。走了大约三四里路，她们发现路边躺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她不就是指导员吗？那时，指导员已经不能说话了，她的舌头、耳朵、乳房全都被土匪割去，伤口还在冒血。指导员不愿再给姐妹们增加负担，怎么也不肯让大家抬着她走，她把身上仅有的东西交给大家，逼着她们离开。

革命，需要敢于笑着走向火刑架的探路人。活着走出草地的秦仪华多年以后回忆道：“我不知道指导员后来的命运，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血淋淋的身影。”

漫漫长征路上，这群女红军可谓蓬头垢面，因为条件所限，她们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躺下就睡着。大家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捉虱子太费事了，索性就剃成光头，戴上帽子，从外表看，她们已经没有多少女性特征。可每个月要来的例假实在让她们烦恼，能弄点破布垫上就不错了，连破布都没有时，她们就撕下裤脚上的一块布凑合。实在没办法，只能任其流淌。爬冰卧雪、风吹雨淋，她们照样跟着部队走，遇到刺骨的河水一样蹚着过。劳累、饥饿、寒冷、潮湿使女红军们或多或少患上了妇科病甚至出现闭经。

战争造成的创伤对女红军身体的影响往往伴随一生，长征结束后，仅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中就有近一半人终身不能生育。

母子分离，是她们一生刻骨铭心的痛

战争带来死亡，但无法摧毁一切，死亡威胁之下也会有新生命诞生，尽管这新的生命可能是微弱的存在、短暂的停留。在种种不可能中，女红军们承受了家国苦难，也磨炼了抗争苦难的能力。

长征开始时，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悄然孕育。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自然条件恶劣、缺衣少食的状况下，不少女红军都经历了早产或难产。

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时，好不容易通过四道封锁线，三个月后早产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呱呱坠地后，廖似光立刻将他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收养。这是她第二次生孩子，也是第二次抛弃孩子。

雨夜，在路边的茅屋里，贺子珍分娩产下一名女婴，这个孩子也不得不被留在了当地老乡家。

在进入茫茫草地时，怀孕7个月的李贞也早产了。没有净水、粮食，产妇也没有奶水。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没等队伍走出草地便夭折了。此后，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一生未曾再有过自己的亲生孩子。

曾玉在行军途中把孩子生在了稻草上。一时找不到寄养的人家，只得用块布把孩子包着放在稻草上。孩子还在哇哇啼哭，母亲却不得不将他抛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在挣扎，在啼哭，将死去……

此刻，母亲的心坠入黑暗，这种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之痛，母亲最懂。

长征还在继续，即使刚生过孩子的产妇也要坚持行军，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

在赤水河畔，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宫缩和追击而来的枪声一样，一阵紧似一阵。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在后面阻击敌人，整整阻击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陈慧清生完孩子，战士们才撤下来。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只能被放在了路边。他伟大而坚强的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为了给更多孩子开辟出光明的未来，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选择。

未来有多远？它在长征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等在长征的终点了。

长征新生命，用名字见证一段历史

捷生、远征、堡生，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她（他）们与那段漫漫长路的关联。这些长征中的幸运儿奇迹般活了下来，也预示了长征的希望与光明所在。

红二方面军出发那天，蹇先任的女儿刚满19天。因为前方正好传来捷报，女儿就叫捷生了。怕女儿的哭声招来敌人，刚刚生产过的蹇先任用布带将小捷生绑在怀里，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她的嘴，女儿因此被憋得脸色青紫，几次生命垂危。

进入草地，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陈琮英也早产了。她的女儿生在了苗家的羊圈里，起名叫远征。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土堡里难产，差点死去，产下一个男婴后，好姐妹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她，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这个名叫“堡生”的男孩特别爱笑，从来不哭不闹，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这个在母亲怀里跃动的小生命也让长征中的战士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战争也无法遏制的新生。

心中无畏，她们的长征没有终点

王泉媛16岁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一共翻了四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40多天后被包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时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代表姐妹们主动请缨去阵地阻击敌人，她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为了迷惑敌人，她命令姐妹们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称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王泉媛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打光了，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在姐妹们的掩护下，主力部队成功突围。王泉媛率领不足300人的妇女团仍然殊死抵抗，终因弹尽粮绝被俘，受尽凌辱和虐待。

1939年，王泉媛历尽艰险逃了出来，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位用双脚走完了漫漫长征路，从南方走到北方的24岁的女红军团长，又沿着当年长征来时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务农。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收留了6名孤儿，一直工作到68岁才退休。1989年，王泉媛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当时她已76岁。

钟月林和王泉媛在北京见面时，钟月林简直不认识她了，王泉媛年轻时非常漂亮，现在外表完全变了。但她一开口说到江西时，钟月林马上认出了她。因为王泉媛见人总是面带笑容，她是那么的活泼热情。尽管曾经遭受重重磨难，但红军女战士那种无比坚韧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人生信念，使她最终能笑对人生的苦难。

这就是女红军的“长征”，没有尽头，无怨无悔，永远在等待新的任务。她们的“长征”充满了坚韧、勇敢和不屈，一直延续到生命终结。

尽管那是一段长期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跋涉，但在她们最初的意识中，这次和以往一样，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只是时间、路途被无止境地拉长。以至于很多人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目的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马上意识到人生和军队在那次凤凰涅槃后会有什么不同，很快就投入到党分配的新的工作中去。曾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康克清：“当你到达陕北后，你是怎么想的？”康克清不假思索地回答：“总算到家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从头干起。”

多年以后，长征的意义由于时间的拉长越来越清晰和重大，她们也终于知道自己参与过的这段征程意义非凡，但是在生活中，谈论起这个不同寻常的伟大事件，这些老红军们的口气只是云淡风轻。

【后记】

我们无法用语言和图像展现女红军在漫漫长征中的艰苦卓绝，以及她们对于当时身处幽暗中的女性具有怎样的启蒙与唤醒价值。这些女性，她们能活着走下来，本身就是传奇!她们英勇抗敌的业绩、艰难求生的韧性、跟着部队走的信念、不忧亦不惧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默默的奉献与牺牲，理应获得尊重与推崇。

在那场史诗般的迁移中，如果没有女红军的存在，那一定是不完整的，也是缺少色彩的。正是因为有了她们的参与，中国的革命进程中才多了一抹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诸多长征英雄一样，她们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

历史不能忘却。回顾这些伟大女性的长征故事，秉承其精神，我们一定会创造一个她们所期盼的更美丽的中国。

（除资料图外，本版图片由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