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妈妈重新出发

■ 中国妇女报记者 林志文

“写这些文字时，我住在香港不足40平方米的家里，儿子如一只活泼欢快的小鹿，在狭小的房间里跑来跳去。一会儿跑到我跟前说一句‘妈妈，我爱你！’忽地又跑开来，儿子与女儿性格迥异。曾经有人问我，生第二个孩子觉得值不值？我不知怎么回答。生命中许多事情没法去掂量，第二个孩子的到来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意外。”

这是新近出版的社会类社群写作新书《四十再当妈？》中“二孩”妈元丁、一位高龄妈妈的心声。中国妇女报记者近日走近广州部分已经生下“二孩”或者处在纠结中的高龄妈妈，探讨高龄女性再育儿的话题。采访中，中国妇女报记者了解到，高龄妈妈在面对生还是不生“二孩”的问题上，虽有“一把年纪”才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无奈，但也不失理性和成熟的考虑。“生或者不生，经过思考、交流和分享后作出合适的选择。”这是不少高龄妈妈的心声。

“生还是不生”的纠结

春节期间，广州某事业单位的李玲（化名）回老家以及在广州分别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同学们都是年过四十的“70后”，“二孩”成了聚会上尤其是女同学间绕不过去的话题，只是，多年来一直戏谑的问题“如果政策允许，你会不会多要个孩子”如今变成了“政策允许了，你会不会多要个孩子？”

李玲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同学圈，情况都很相似，那些体制外的人中不少都或早或晚生了二孩甚至三孩，还有赴港生子、赴美生子的；而体制内的同学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除了双胞胎之外。尤其她的大学同学大多在广州工作，而且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不少人的事业正在稳步上升，细数之下，八九成都是一孩。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出台后，对我们的触动很大，而且对于已是高龄产妇的‘70后’来说，最是纠结。”李玲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她大学同寝室的同学中有5个在广州工作，均已结婚生子，如今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9岁，都是独生子女。“二孩”政策出台后，闺密们在微信群议论过，也曾在聚会时有过专题讨论，结果暂时无人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究其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怕没人带，有的怕身体状况不行，有的觉得大宝二宝年龄差距太大，失去了兄弟姐妹共同成长的意义。“总之，我觉得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要早几年放开，也许我就生了。” 李玲不无遗憾地说。

李玲及其大学室友的故事，反映了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最纠结的人群——高龄女性再生育的现状。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方英从事女性研究十余年，对于关于高龄高知女性如何面对“二孩”问题有一定研究。她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地，对于体制内的“60后”“70后”家庭来说，是一个令人欣喜又纠结的消息。欣喜的是具有了生育“二孩”的选择权，纠结的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二孩”生育将面临家庭生活方式及职业发展轨迹的巨大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将面临高龄生育的风险。“生？不生？这是一个问题。”

部分妈妈选择高龄重新出发

就在李玲等高龄妈妈还在为“生还是不生”的问题而纠结的时候，不少妈妈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或决定。

方英不久前牵头发动了一批具有高校工作经历的妈妈建立了一个写作群，通过采访记录部分高龄“二孩”妈妈的生命体验，为纠结中的妈妈们提供一些参考。这本《四十再当妈？》不久前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多位高龄高知女性对生“二孩”的纠结，以及生“二孩”给其生活带来的变化，书中尤其分享了多位高龄妈妈生育二孩甚至三孩的故事。

参与该书写作的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的杨芳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书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享受育儿乐趣的全职新西兰爸爸，还是深藏不露的超级奶爸；无论是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三娃妈仲，还是“不要灰色人生底子”的佳佳；不管是来自印尼嫁到台湾的雪玲嫂，还是任过妇女主任并养育六个孩子的寿梅“老妈妈”；不管是被“姗姗妹”打败的惠敏姐，还是期待着弟弟妹妹来临的赛尔哥；还有四十有五仍憧憬着与“新生命”美好相遇的冬爱，都通过或温馨或清新或严肃或俏皮的真实述说，传递着生命的正能量。“那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家庭故事，呈现出多元的生命样式，真实而有温度。”

方英也采写了其中一位38岁生育“二孩”的大学教师晓容的故事。晓容几年前为生育“二孩”放弃了大学教师的职业，但她认为放弃职业并没有失去重要的东西，而且还获得了更为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现在晓容的大女儿准备小升初，小儿子刚上幼儿园，她管理好女儿的学习、儿子的性格培养、支持先生的工作，同时一直关注理财，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

方英点评晓容的故事，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机会和形式会更为丰富，人们的工作形式会更有弹性。对女性来说，阶段性回归家庭生育小孩，然后再出来工作也会更常见。这一方面使女性可以更从容地面对生育的时间和精力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强化对女性就业的歧视。从欧美的发展方向来看，制定更有利于两性平等参与子女抚育的社会政策，使两性都能更为弹性地面对工作和家庭是最近的发展趋势。”

呼吁出台相关生育支持政策

方英还在澎湃新闻客户端“问吧”开设了讨论话题“我做女性研究十余年，关于高龄高知女性如何面对‘二孩’问题，问我吧”。方英表示：“现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还是不生’对于‘60后’‘70后’‘80后’家庭而言，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虽然很多适龄夫妻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但意愿和行动之间横亘着压力山大的育儿重担，个体有哪些调适策略？男性可以怎样参与育儿任务分担？怎样引导社会建立家庭之外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这些都可以和我一起交流探讨。”话题在网上持续引发极大关注和讨论。

中国妇女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值得关注的是，高龄产妇比普通女性面临着更多的困境。中国妇女报记者查阅网友留言也发现，不少问题集中在高龄女性生产及育儿方面，如高龄女性能否自然怀孕，高龄产妇如何生育健康宝宝，以及如何避免因生育“二孩”带来的就业性别歧视、相关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完善等。

有网友十分关心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有没有机会再怀孕、如何备孕，以及担心实现“二孩”政策后头一两年内高龄产妇产下的孩子出生缺陷率会不会突然升高等问题。方英表示：《四十再当妈？》中有妇产科主任专门从医学角度写了一章解答各种医学问题。“这将是妇产科医生们密切关注的内容，现在医生们密切关注的是如何帮助高龄产妇生育健康宝宝。从书中高龄生育‘二孩’的个案来看，这个问题没有遇到。”

中国妇女报记者翻阅《四十再当妈？》一书，在“四十再当妈之医生如是说”章节中，暨南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罗新主任表示：“对于这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妇产科医生最大的感受就是备孕咨询人数的增多，且年龄偏大。”文章中还罗列了高龄生育的“难”与风险，以及根据门诊病人常见问题总结出的9个问题与简单解答——我年纪已经大了，还有机会怀孕吗？对于高龄备孕“二孩”，我需要做哪些准备？我第一胎是剖宫产，如果想要“二孩”，我能顺产吗……作者表示：“40岁再当妈，承受着心理与生理的压力，她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关爱与更多的理解，同时，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心如静水地积极尝试，成功与否，不要太过介怀。”

“二孩”政策出台后，相关生育支持措施如何完善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提倡‘二孩’，又要延迟退休，今后孩子生下来爷爷奶奶还没有退休，由谁来带呢？”“请个月嫂工资比自己还高，自己辞职带，老公一个人工资又无法负担，两个孩子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很大的开支，请问谁敢生‘二孩’？”如何避免因生育“二孩”给女性带来就业歧视等压力，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有网友问“放开‘二孩’后产假等一定会增加，这样会不会导致某些公司更加不愿录用女性的情况？”“对于如何预防因生育‘二孩’带来的就业性别歧视，您有什么高见？”方英对大部分问题都及时进行了回复和互动。她认为，“应当引导两性分担育儿任务，如引入‘父母假’代替‘产假’等。北欧、西欧等国家在1980年、1990年前后已引入‘父母假’的理念，并规定父亲休假的比例不能少于1/3，如果父母双方平等分担育儿假可以获得政府奖励。这样生育任务由社会政策引导两性分担，可较为有效避免女性负担而带来的就业歧视。”此外，她还呼吁政府出台指引，推行家庭互助育儿，引导企业以多种方式建设“家庭友好型企业”“家庭友好单位”等，建立普惠性的育儿支持体系，创造多赢的局面。

在接受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方英表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生育成本要在个人、两性、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合理分担，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这需要国家引导用人单位建立更有利于两性平等参与抚育工作的机制，避免生育成本女性化带来的女性就业歧视，减少生育成本过度家庭化的压力，从而使个体能更为积极地回应全面“二孩”政策。